为米塞斯利息理论而辩

Roger W. Garrison, “In Defense of the Misesian Theory of Interest” in The Pure 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 Jeffrey M. Herbener,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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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最近出版的文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新趋势》(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1]收录了在1976年9月在英格兰温莎城堡举办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在每篇论文之后,都有两篇正式的批评。一开始的出版计划也包括了这些批评,但随后,编辑决定只出版论文。

我当时批评了劳伦斯·S. 摩斯(Laurence S. Moss)教授直接反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利息理论的论文,本文略微扩展了这篇批评。摩斯讨论了在战俘营中纯交换经济的经济学来作为一种抽象手段,这种经济按时间分配消费品。在实质上和形式上,他的论文都属于彻底的新古典主义,而非奥地利学派,因此,对米塞斯在自己的行动学分析框架范围发展内的利息理论并不公正。本文指出了这种不公在何处。

下面的批评一开始主要是给那些读过摩斯文章的人看的。然而,即使只看本文,这篇批评也可以让读者感觉到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那些在摩斯的论文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差异。

可喜的是,当今一些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对“新趋势”产生了兴趣。但摩斯一文明确地指出了事实,如果他们希望追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新趋势,他们最好采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作为自己的起点。

摩斯对米塞斯的批评
在其论文《在一个纯交换经济中利息的出现:点评一个归因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The Emergence of Interest in a Pure Exchange Economy: Notes on a Theorem Attributed to Ludwig von Mises)中,摩斯考虑了米塞斯利息理论的两个方面。他考虑的论点是:(1)“米塞斯的时间偏好保证了在纯交换经济中会出现正利率”,以及(2)这个正利率“完全来自正在评值的头脑的互相作用,因此是一种主观现象”[2]。摩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了会出现正市场利率的环境的纯交换经济模型”,以此作为评价这两个论点的一种手段。最后,他得出两个结论:(1)出现正利率并不是由时间偏好单独“保证”的,而是部分取决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存在,以及(2)因为这些条件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所以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能说是一种纯主观理论。[3]

假如这两个结论都对,那么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和新古典主义利息理论就只在细枝末节上有稍许不同。摩斯的文章乍一看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唯一的区别是,米塞斯对时间偏好一词的含义有些困惑。接下来我将证明,这种印象是透过新古典主义的眼镜来看米塞斯理论的结果,取下这副眼镜就能看出,摩斯的两个结论就算不是完全错误,也是极具误导性。

时间偏好:新古典主义与米塞斯主义
摩斯一开始便告诉我们,“米塞斯为时间偏好一词赋予了特殊含义,因而对于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存在着诸多误解。”[4]他论证了实际上米塞斯和新古典主义者(费雪、贝克尔)在用这个词表示不同的东西,但他未能识别出差异的最终来源和根本性质便止步于此。相反,摩斯把误解归结于“语意上的考虑”,并声称,在时间偏好的概念上,“米塞斯和经济学界的其他人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5]但这个差异完全像行动学——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与新古典相关的“纯选择逻辑”之间的差异那么重要。事实上,时间偏好的概念可以用来说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本质。

新古典主义者以个人所偏好的消费时间模式来定义这个概念。比起其他任何可能的分配方式,有人最喜欢按时间均匀分布的消费,他们的特征是时间偏好是中性的或者为零。而那些喜欢在现在或近期消费相对更多的人,和那些在较远的未来消费相对更多的人,他们的特征是时间偏好分别为正或为负。为了使这些特征“在操作上有意义”,该消费模式会以一些同质消费品的单位来体现。(例如,在摩斯的讨论中,中性时间偏好意思是“喜欢在每个时间段得到相同数量的苹果”的战俘。[6])使用单一的同质消费品,使得可替换的消费品模式能够以客观、可衡量的形式得以表达。并且,一个人从不同消费模式中所得到的效用,可以用在各个时期里消费苹果数量的“函数”来表示。有了这个公式,便可通过解一个标准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问题,来确定任意个人最偏好的模式。个体的效用(摩斯的等式1)受其预算约束(摩斯的等式3)最大化的影响。而其结果则是摩斯的等式2。于是,苹果消费的分配可以被用于测试,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和苹果消费均匀分配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此决定个体的时间偏好是正的、负的还是中性的。在新古典主义者的眼里,这个过程的唯一问题,便是测试可能是模糊的。除非偏好的分布都随时间单调非递增或单调非递减(用新古典主义的术语来说),测试可能会失败。这个问题类似于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困扰着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声名狼藉的“再转辙(re-switching)”争论 。

米塞斯对时间偏好理论的处理,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摩斯指出,“根据米塞斯,正是在计划期间的消费行为揭示了(正)时间偏好,”而“因为任何【消费模式】都是米塞斯所说的‘时间偏好’的证据,他对这个词的使用必定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所用的标准术语存在一定差异。”[7]但摩斯把这种差异错误地归结于语义方面的考量。米塞斯的理论,不是用消费品或消费模式来阐述的,而是用行动来阐述的。也就是说,他的时间偏好理论是一个行动学的理论。对米塞斯来说,消费的行动是时间偏好的证据,因为行动本身便是时间偏好的证据。通过立即行动,个体显示出对立即行动而非推迟行动的偏好,而因为所有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消费,个体显示出喜欢近期消费胜过在更遥远的未来消费的偏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寻求通过行动来消除不适之感的人,都是在表达一种偏好,他们喜欢较早而不是较晚的满足。” [8]

米塞斯用行动来阐述的时间偏好理论,可以被应用于财货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米塞斯的财货概念包含了非物质财货(即服务),[9]可以说,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获取财货。个体所采取的任何特定行动都会(在行动个体的意识中)与特定财货联系起来。那么,通过他的行动,他显示出了在较早时间点,而非在较晚时间点获取这些财货的偏好。不管行动是否包括收集财货、为财货与另一个体讨价还价,或是生产财货,这一点都成立。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新古典主义与米塞斯的构想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上的差别。我们同样应该明白,摩斯的暗示(即米塞斯实际上在用时间偏好一词表示“时间分配”[10])只会掩盖这种差异,并加剧而不是消除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混乱。新古典主义者才会关心时间分配,关心统一模式下不同消费时间模式的比较。这在米塞斯的行动学阐述中没有立锥之地。首先,离开一个单一财货世界的环境,统一消费模式的概念并没有明确清楚的含义。[11]其次,在个体的行动及其关于何者构成一个统一消费模式的概念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或必然联系。米塞斯的理论源自人会行动这一事实,并独立于他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特定消费模式。

跨期交换与内部筹措
摩斯用一个战俘营里的经济学来表达自己的论点,并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之下,考虑跨期交换的本质。“内部筹措”的意义将很快一目了然,他在考虑的第一种情况中允许了“内部筹措(internal financing)”[12]——其意义将很快一目了然,但在第二种情况中排除了内部筹措。本节将讨论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

摩斯的苹果与费雪的硬饼干
为了从不同消费品的异质性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疑难杂症和模棱两可中抽象出来,摩斯设想了一个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苹果是唯一的消费品。每个战俘在一段特定时期里都会收到固定数量的苹果。所有战俘事前都清楚这种发放苹果的时间模式。摩斯假定,在其讨论中存储成本为零,[13]即苹果不会腐烂,也不存在被盗或意外损坏的可能性。[14]一开始,摩斯假设每个战俘都有选择权,只需要提出要求,就可以把较远的消费期里承诺的苹果转移到较近的时期。[15](这是“内部筹措”。)但结合摩斯的假设一起考虑的话,显然一开始就接收全部苹果库存的方案会大受欢迎,或者说比其他发放方案好。因此,这种预设发放计划,并允许内部筹措的多期战俘营场景,就被简化为一个个体只拥有固定数量不会坏的消费品的场景。这种场景和欧文·费雪在其臭名昭著的“硬饼干”案例中所设想的场景是相同的。[16]费雪假象了一群水手,他们的船在一个荒岛上坏了,身上除了十万磅“硬饼干”之外一无所有。(硬饼干是一种非常硬的饼干,仅能饱腹,用面粉和水制成,无盐。)费雪告诉我们,“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以硬饼干计的利率必然为零。”[17]同样,摩斯的讨论表明,在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下,以苹果计的利率也必然为零。[18]

摩斯的苹果在逻辑上等同于费雪的硬饼干。对这两种场景的推理都可以用新古典主义正统来理解。新古典理论着重关注物质财货自身,以及(技术上确定的)一单位今天的财货到一单位明天的财货的转化率。虽然只需要时间的流逝就能把今天的一块硬饼干(或者一个苹果)变为明天的一块硬饼干(或者一个苹果),其他(生产力更高)跨期转换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率是零。这个结论看起来几乎是和沉船水手或战俘的存在无关的。

从米塞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场景都没什么意义。米塞斯的理论并不关注财货本身,而是关注个体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摆脱摩斯的场景——与“行动”无关,只周期性发放苹果并允许内部筹措——非常重要。)诚然,在任何一种情景中,个人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不存在太多行动。而这种情况下,行动学家根本说不出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话。但是,这里存在的极少行动确实显示出了米塞斯意义上的时间偏好。比起地上的一块硬饼干,我们更喜欢手上的;而比起手上的,我们又更喜欢嘴里的。我们显示出来的这些偏好,意味着在地上、手上和嘴里的硬饼干之间存在价值差异。但这种价值差异并不会引发一个跨期市场。也就是说,在费雪和摩斯的场景中,不存在跨期交换的空间:不存在市场价格。沉船水手所从事的正是米塞斯所说的“自给交换(autistic exchange)”。为了消费硬饼干,他们放弃了闲暇。指出这一切看似无关紧要,但这种无关紧要应该归结于场景本身而非米塞斯的理论。如果真实的人类世界中存在这种海滩水手的困境,米塞斯毫无疑问不会大费周章去写他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相反,他会把自己的92年花在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大吃硬饼干上。在市场经济中,人的行动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对经济理论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参与者形形色色的行动都在显示自己的时间偏好,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的行动目标之间的价值差异,而这些价值差异在跨期市场中被表达为正利率。

费雪的无花果
在摩斯的整个讨论里,苹果不会变质的假设一直未被放宽。如果允许变质的话,他大概会不得不得出可能存在负利率这一结论。因此,我们应当在此评论一下负利率可归结于唯一消费品变质这个概念。费雪认为负利率是可能的,并阐明他修改了自己沉船水手场景的可能性,用会烂的无花果替换了不会坏的硬饼干。[19]费雪再次把重点放在了无花果本身上,并以(技术上确定的)今天的无花果和明天的无花果之间的转换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假设无花果以每年50%这一固定并已预先知晓的速率变质。在说明了这一假定的物质变质速率之后,费雪跳到了这一结论:以无花果计的利率必然是负50%。[20]这是他的结论,尽管事实上(费雪自己也承认)并不存在跨期(或人际)的无花果市场。他的负利率实际上独立于沉船水手的计划和行动。通过运用费雪对其他技术上确定的速率的推理,可以说明脱离跨期市场和市场参与者之行动的利率这一概念的荒诞之处。假设荒岛上根本就没有无花果,而小岛本身正以每年20%的速率被冲到海里。以岛计的利率会是负20%吗?或者,假设因为营养不良,水手自己的体重正以每年30%的速率减轻。以水手计的利率会是负30%吗?如果是现实物质特性,而非“头脑评值的相互作用”在决定利率,就只能给这些问题肯定的回答了。当然,这里需要承认的全部,便是所有速率均不是利率。

用会烂的无花果替换不会坏的硬饼干,行动学家的分析不会受到影响。水手仍然注定只能过勉强糊口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他们的时间偏好现在会变得高一点,因为会腐烂的食物供应将导致他们的世界更早终结。[21]但在这里依然没有跨期市场,并因此不存在市场利率。

存储、盗窃与意外损坏
即使在一个单一财货的世界里,允许变质也并不意味着负利率。放宽摩斯的其他假定也不意味着负利率。虽然简化假定存储、防盗和防止意外损坏都不需要成本都完全可以接受,但必须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必须用这些假设来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但新古典主义对利息理论的阐述,给人留下的正是这种印象。一位现代作者写道:“【一个单一商品世界中的】利率可以为……负,”但是“贷款人不会支付比存储该【商品】的成本更高的利息给借款人。”[22]虽然为存储所支付的费用确实可能会大于隐含的利息支付,但按照个体的计划和行动时来理解这笔支付时,它在概念上是有别于利息支付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存储费用当做利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分析。同样,也应该这样分析由防盗或防意外损坏的欲望所驱使的跨期交易。从个体“贷款人”自己的角度来看,此类交易是在购买防盗或防意外损坏的服务。在概念上必须区分这些预防性服务的费用和利息支付。不过,除非分析的关注点在个体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和行动上,而不是在物质财货本身上,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保持这些重要的概念区分。在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中,这种区分是明显的;而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它含糊得无可救药。

不允许内部筹措的情况
在直接总结新古典主义方式,即允许内部筹措的战俘营里会盛行零利率之后,摩斯转而分析更有意义的情况。战俘们不再有选择权去通过简单要求,把计划在未来某日期发放的苹果安排到现在发放。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战俘想消费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多的苹果,他不能用内部筹措来解决自己的消费赤字,而必须依靠和自己同伴的跨期交换。当然,如果他想要消费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少的苹果,他可以(无成本地)把自己剩余的苹果传递下去。在这种不允许内部筹措的新情况下,“可以无成本地把现在财货转移到未来,但不能把未来财货转移到现在。”用摩斯的比喻来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23]摩斯观察到,正是这种“在时间市场上的不对称”,使得跨期交换和正利率出现可能性。

我对摩斯在这一点上的推理没有异议。事实上,在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强有力的支持。例如,拉赫曼教授在1956年指出,“【利率不能为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财货存量可以按时间向后传递,却不能向前传递。”[24]摩斯似乎站得住脚。但他在这里的目的却并非为了表明利率必须为正,相反,它是为了表明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是一种纯主观的理论。摩斯正是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来源是混淆了价值理论的主观性和形而上学的主观性。显然,摩斯在说“利息的出现……部分取决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存在”[25]时,所指的是他对时间的本质的观察。然而,这种“客观性”完全处于价值理论的范畴之外,并且恰巧是形而上学的主题。摩斯通过使用战俘营的场景——一开始允许内部筹措后来又不允许——在这里处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有些令人费解。我们通常不会把战俘营里的配给政策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在摩斯讨论的背景下就是这样。雷德福对战俘营经济学的经典说明里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而该说明正是摩斯场景的基础。雷德福告诉我们,发放补给品的红十字会“可以被视为教科书中的‘自然’,而交易的商品(食品、衣物和香烟)可以被看成恩赐——土地或甘露”。 [26]

虽然摩斯在最后一段中写道,“在一个现在逐渐展开成未来,而不是恰恰相反的世界”,[27]但他显然是在争论形而上学的话题。摩斯认识到这是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他总结道“米塞斯展现一个纯主观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尝试,至少要承认经验或大致的技术假设,即财货在时间上的转移实际上是一条单行道。” [28]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米塞斯绝不会把时间本质的这一(或其他任何)方面,看成摩斯文中建议意义上的假设。他相反会承认它是一种重要的形而上学关系,并会一直高兴地“承认”,不只是自己的利息理论,更普遍地说,自己的价值理论的前提就是形而上学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是在承认米塞斯的利息理论不是纯主观理论,原因很简单,价值理论里的主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或是要求形而上学里的主观主义。

摩斯对米塞斯的批评立足于米塞斯价值理论的特定方面,和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关系,看起来言之有理。然而,我们概括这种批评后,谬误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主观价值论以存在为前提。
存在是客观的。
主观价值论到此为止。

这就是摩斯所言的本质,再次强调,该错误混淆了价值理论和形而上学。米塞斯的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和承认(一个客观)存在并不矛盾。米塞斯不是一个唯我论者;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主观价值理论家。

结语
我尝试了从一个米塞斯主义者的视角来批评摩斯的文章。如果他能够更充分地展示米塞斯的立场,即即使在一个纯交换经济中,也会出现正利率,将它和米塞斯的一般理论框架联系起来,并在这个框架的背景下评估米塞斯的观点,我会给予他更高的评价。但恰恰相反,摩斯用新古典主义来表达米塞斯的立场,阐明新古典主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的条件,然后再批评米塞斯不承认这些条件。因为使用了这种路径,摩斯的文章丝毫无益于我们理解米塞斯的利息理论在纯交换经济中的运用。然而,它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会普遍对米塞斯的利息理论感到困惑。

[1] Louis M. Spadaro, ed., 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8).
[2] Laurence S. Moss, “The Emergence of Interest in a Pure Exchange Economy: Notes on a Theorem Attributed to Ludwig von Mises,” in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7.
[3] Ibid., pp. 163-64.
[4] Moss, “Emergence of Interest,” p. 158.
[5] Ibid., p. 162.
[6] Moss, “Emergence of Interest,” p. 161.
[7] Ibid.
[8] Ludwig von Mises, “A Critique of Böhm-Bawerk’s Reasoning in Support of his Time Preference Theory,” in Percy L. Greaves, Jr., Mises Made Easier (New York: Free Market Books, 1974), p. 156. Also, for similar statements see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66), pp. 483-90.
[9] Mises, Human Action, p. 94.
[10]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1.
[11] O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notion of a uniform pattern of consumption see Israel M. Kirzner, An Essay on Capital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66), pp. 68-71. Also F.A. 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p. 159.
[12]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8.
[13] Ibid., p. 159.
[14]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5.
[15] Ibid., p. 159.
[16] 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s Determined by Impatience to Spend Income and Opportunity to Invest It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p. 186-91.
[17] Ibid., p. 186. Emphasis in original.
[18]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2.
[19] Fisher, Theory of Interest, pp. 191-92.
[20] Ibid., p. 191.
[21] See 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 2 vols. (Los Angeles: Nash, 1971), pp. 380-81.
[22]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Pric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278.
[23]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24] Ludwig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56), p. 78.
[25]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58. Emphasis added.
[26] R.A. Radfor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 P.O.W. Camp,” Economica, n.s., 12 (November, 1945): 192-93.
[27]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28] Spadaro, New Directions, p. 164.

卖淫(二)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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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禁令:支持与反对

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都是“伤害原则”的种种变体。在简介里我们提到过这个集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59 [1985])最有名地阐述了伤害原则,这个原则指出,只有用于防止伤害他人时,对个人自由的法律限制才是正当的。在所有文明社会里,这个原则都是刑法的重要基础(尽管其权威性可能来自不同地方),并且在法律的适当范围内进行辩论,往往会涉及到对一个行为是否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判断(Feinberg,1984)。因此,卖淫禁令的倡导者试图证明它会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识别出这种说法的两种主要变体。首先,卖淫会伤害妓女,通常是因为我们认为卖淫必然会涉及到对女性卖淫者的剥削。其次,有人认为,存在卖淫这事对社会构成了伤害,或者所强加了外部性给不直接从事卖淫的其他人。

对卖淫者的伤害
或许最长盛不衰的反卖淫观点就是,卖淫必然会伤害那些出售性服务的人。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没有人会自己选择卖淫之路,因此,卖淫必然会涉及剥削和胁迫,至少是出于绝望。这种说法最常用于女性卖淫者,据说她们在所谓的当代父权社会里被剥夺权利和边缘化。

女性卖淫必然涉及对女性的剥削这种观点,对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她们认为女性卖淫者是被剥夺了替代职业选择的女性,这主要是贫困导致的;“卖淫是一种基于缺少活路的选择……女性都需要些什么来避免卖淫呢?她们需要一份生活工资。具体而言,她们的需求清单包括住房、就业培训和包括药物滥用治疗的医疗保险。”(Farley,2005:2;另见Pateman,1988:第7章)。

对卖淫的这种描写,不仅适用于站街卖淫者,或者被卖去卖淫的女性,据说还适用于以卖淫为生的所有女性:“其他人就事件发生在广场酒店还是更粗鄙的地方所做出的区分,并非要紧的区分……环境并不能削弱或者改变卖淫的本质”(Dworkin, 1997: 140−41)。

卖淫天然会剥削妇女这种看法,常常弥漫着主张剥削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与生俱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女性卖淫是一种更原始的剥削形式,被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普遍。因此,罗博特姆认为(1972:65):“正如卖淫者为了金钱提供出爱情的替代品,工人为了糊口奉上了自己的劳动和人生。”。

佩特曼(1988)认为,卖淫是“家长制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他也说了在卖淫里对女性的剥削和在资本主义中对男性劳动力的剥削有质的区别;男性只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自己的雇主,身体和自我之间的整体关系则意味着,当一名妇女开始卖淫,“她因此实实在在地卖掉了她自己”(同上:207)。

因此,卖淫的物理侵入性据说便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脏活”的“脏活”,它并不只是各种资本主义剥削中的一种:“血汗工厂是恶毒的,但它们并不会年复一年地每天侵入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孔穴。”(Farley,2005:4)。然后,卖淫的关键特征据说是,它侵犯了妇女对自己的身体的自我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卖淫被认为构成了伤害。

这种认为卖淫必然涉及对妇女的剥削,所以全部女性卖淫者都是受害者的观点,在塑造公众对卖淫的看法和形成公共政策上一直影响力巨大。从瑞典在1999年的禁令立法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该立法认为“卖淫……是男性对女性和儿童施加暴力的一个方面”,因而它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剥削妇女和儿童的形式”(Ministry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004: 1)。

然而,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卖淫反对者所推动的说法:只有出于绝望或胁迫,别无选择的女性(和男性)才会从事性工作。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妓女来自社会经济谱系的各个位置。例如,对女性陪护的研究发现,她们中一些人是大学毕业生,在谋取其他职位的同时,也挣着这相对丰厚和快速的钱。这些女性确实有其他的就业机会,并不是因为只有这一种脱贫选择才开始卖淫(Diana, 1985;Perkins和Bennett, 1985;Satz, 1995)。事实上,一份美国最全面的卖淫研究发现,女性卖淫者的三分之一来自高收入人群(Diana, 1985:45)。

此外,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卖淫者被剥夺权利并缺乏选择,因而必须听命于客户的任何要求,经验证据却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例如:Dworkin,1997:140;Farley,2005:3):就他们会做什么或是不会做什么,以及特殊服务应该付多少钱,卖淫者经常与客户进行拖沓的讨价还价(Diana,1985;Pheterson,1996)。因此,佩特森(1996:39)描述道,“在实践中,性活动(比如收费)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妓女提出一份报价,或者客人提出一种要求;她是必须同意最终条款的那个人。”事实上,很多性工作者都获得了高收入,这构成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为力,因为必须有强大的议价能力,才能争取到如此丰厚的报酬。

那么,卖淫便是当产生的收益大于引起的成本时,人们愿意从事的许多种活动中的一种。在任何社会里,只要人们不是靠上天的恩赐养活而是必须努力维持生计,他们都必然要从事涉及到个人成本——假设他们喜欢休闲多于工作——的活动。韦特海默(1995:215)曾形容道,“几乎所有的就业合同里都有消极成分,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毋庸置疑会有益的交易里都有”,但是,“我们并不说工人被就业伤害……我们假设,工人从就业那里得到的好处大于成本。”

因此,通过表明一个人迫于自己的经济情况,会做出他们原本不会做(或者涉及个人成本)的行动,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受到剥削或胁迫,或者其行动是出于绝望。相反,这表明其他更理想的替代选项需要他人的配合,比如,有人愿意在他们享受闲暇的同时用工作来养活他们,而这样的配合已经被合理地拒绝了。埃里克森(1980: 346)曾指出,“要说出来卖显然有其经济原因……完全可以接受,只要我们也准备对‘律师业’说同样的话”。如果卖淫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开始卖淫,这不过是让卖淫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无论是法律、医学还是擦窗。

此外,如果单个男性和女性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伴侣,那么,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这种权利必然包括为了金钱回报而选择从事性行为。因此,法利(2005:1)的声明“女性有不当卖淫者的权利”在逻辑上必然暗示着,女性(和男性)有当卖淫者的权利。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随之就必须有一个外部机构有权决定女性(和男性)可以和谁发生性行为,这种立场似乎与自我所有权、个人自由或权利赋予的任何概念都不相容。

女人不能选择从事商业性关系,而男人则可以在不被剥削或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选择,这种观点似乎在表明,离开了政府的保护,女性没有能力参与性领域。女人不是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意味着得接受她们能够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即使这意味着从事卖淫活动。

事实上,佩特森(1996: 37 −8)认为,自动把从事卖淫的女性归于受害者一类的做法,是“传统女性社会化”的产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阻碍女性谈性和收钱”,并因此是“对女性规范化施加性依赖和财务依赖”的一部分。对佩特森来说,只有认为女性能够在和男性一样的基础上选择从事卖淫,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性别平等。因此,延续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并非卖淫,而是这一信念:女性不能自由选择出售性服务,所以女性卖淫者必然是受害者。

卖淫(一)

John Meadowcroft, “Prostitution”, Prohibitions.(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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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卖淫指为了报酬而提供性服务。[2]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卖淫,这种做法却已经在世界各大洲以及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了几千年,并因此被人称作“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卖淫者及其客户可以是男性或女性,但大众和学者的注意力大多都集中在男客户对女性卖淫者的雇用之上。这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在大多数商业性关系里都是女性向男性卖淫,但是,显然也会存在男同和女同的同性卖淫,以及男性向女性卖淫的情况。( Diana, 1985; Perkins和Bennett, 1985; Ringdal,2004)。因此,埃里克森(1980:349)曾评论,“卖淫并不构成两性之间的对立,其一大特征是有相当一部分卖淫者都是男性,且有一小部分客户是女性。”尽管它很流行,卖淫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是非法的,并且,在它名义上合法的地方,发生卖淫所需的许多活动也是非法的。

本章将主张,禁止卖淫和政府为打压性服务市场所进行的其他尝试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构成了糟糕的公共政策。首先,这种干预侵犯了个人与自己所选的伙伴自由发生性关系的基本权利;国家禁止成年男女自由选择自己的性伙伴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他们把成本强加给卖淫者、他们的客户和整个社会,而这个成本的合理性并不是好处所带来的。

序言之后,本章将罗列出已经在当代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卖淫市场,以及三种管辖卖淫的标准法律制度。然后,本章将陈述促进卖淫禁令的主要论点(它们都是‘伤害原则’的变体),并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拒绝这些论点。接下来,本章将提出一种管理卖淫的最佳法律制度。

卖淫:市场与法律制度

要判断是否应该禁止卖淫,首先必须要了解卖淫涉及什么,和存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不同卖淫市场。

卖淫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产业。其规模的数据肯定是估计的,但莫法特(2005:193)的保守估计认为,全球的卖淫收入是每年200亿美元。就英国来说,格拉斯哥市议会2003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该市,每年在女性对男性卖淫上的花费是600万英镑。[3]

卖淫市场

卖淫指的是在一系列不同背景下发生的范围广泛的活动。戴安娜(1985: 3)曾写道:“卖淫阶层及其组织相当多样,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复杂得多。分类也在彼此的基础上互相重叠。”然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基本的卖淫市场。[4]

站街卖淫是最明显的卖淫形式,这里的卖淫者在公共街道上公开招揽顾客,并在公共场所提供服务。在北美和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有一个发生站街卖淫的“红灯区”。虽然这些地方往往远离居民区,卖淫仍然有可能对公众构成造成骚扰,因为交易会在大街上公然发生,不参与卖淫的人也可能受到邀请,并且,参与秘密活动的流动人口有可能导致犯罪(或对犯罪的恐惧)增加。在站街卖淫中,卖淫者(及其客户)很容易受到抢劫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攻击。事实上,据计算在美国主动站街的女性卖淫者的谋杀率是十万分之459,这意味着站街卖淫者被谋杀的几率是年龄和种族相近的其他女性的18倍(Potterat等,2004)。站街卖淫可能会涉及第三方,他们通常为卖淫者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卖淫对手所描绘的恐怖故事总是会让卖淫者忧心忡忡,他们中不乏极为脆弱和受伤的人;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站街卖淫者可能都吸食硬毒品,他们赚的钱几乎只够维持其毒品供应。虽然站街卖淫是形式最明显的卖淫,它却只代表整个卖淫市场的一小部分;据估计,站街卖淫者仅占女性卖淫者的20%和男性卖淫者的5%,随着互联网和廉价手机的出现,促进了其他卖淫市场的增长,比例还可能进一步下降。(Cameron,1999)。

第二种卖淫市场是妓院,有时它们也被委婉地称之为“桑拿房”或“按摩院”。在这里,一些卖淫者在专门用于该目的的场所里工作,往往是倒班或轮班制。妓院通常会雇用一个接待员,或者说“女仆”。大妓院可能还会采用保安和/或监控设备。在发达国家,许多妓院现在在互联网上做广告,列出提供服务和收取费用的细节。尽管一家生意兴隆的妓院可能会打扰到邻居,它却不会像站街卖淫那样创造出公共危害。在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和美国的内华达州,为了确保使用避孕套和税务合规,妓院是合法并受到政府监管的。(Diana, 1985; Fleiss和Labi, 2003; Perkins 和Bennett, 1985; Ringdal,2004)。

第三种卖淫市场是陪护或“应召女”服务。陪护是独立的卖淫者,他们在自己家、客人家或者酒店房间里满足客户,尽管许多陪护把客户筛选和推广外包给了陪护中介。陪护服务所造成的公共危害是最小的;一个人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伴侣都可能会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从事陪护的工作。在许多发达国家,陪护(以及在更小程度上的妓院卖淫者)市场已经高度发达,由顾客们创建出来以便分享对不同陪护和中介“评级”信息的网站显示了这一点。(Diana, 1985;Fleiss和Labi, 2003;Perkins和Bennett, 1985;Ringdal, 2004)。[5]

莫法特和彼得斯(2004)已经表明,在英国,在妓院工作和作为陪护工作的女性卖淫者,通常赚取的工资是体力劳动者工资的三倍和非体力劳动者工资的两倍。他俩计算出,伦敦妓院里的工作者或者陪护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英镑每年[6],且这份收入通常不用交税,也不需要赚取一份这样的薪水通常会要求的正规学历或者工作经验。

管辖卖淫的法律制度

卖淫往往由三种法律制度中的一种来管辖。首先,在一些地方卖淫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活动都合法,包括“拉皮条”——第三方管理卖淫。卖淫在一些国家(包括奥地利、新加坡和瑞士)的法律现状是这样。

第二种制度最常见,在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匈牙利、英国和美国的内华达州,卖淫和绝大部分促进卖淫的行动是被允许的,但一些(尽管并不总是全部)第三方行动是非法的。这样的制度想要尽量减少卖淫的盛行,并保护卖淫者不受掠夺性的“皮条客”或“老鸨”的剥削。

在第三种制度里,卖淫和与卖淫有关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这是在整个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以及瑞典的法律情况。在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和索马里,卖淫会被判处死刑。瑞典在1999年通过《禁止销售性服务法案》引入的法律制度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规定购买卖淫者的服务有罪,所以是客户而非卖淫者在犯罪。

即使在名义上合法,也可能存在一些阻碍卖淫成为正常职业的法律障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卖淫者雇用第三方来提供安保和其他服务是非法的。此外,还存在着强大的民意团体,它们为了禁止卖淫而从事政治游说。在瑞典成功取缔卖淫的运动之后,挪威也正在进行一场类似的运动,并且据报道,2007年9月英国政府的部长们也考虑推进类似的提案。[7]本章现在将考虑推动卖淫禁令的主要论据。

[1] 我想感谢阿德里安·布劳(Adrian Blau)和一位匿名审稿人对本章较早版本的评论。遵循常用警告。

[2] 然而,可能会出现定义困难,因为在一些婚姻和其他涉及“购买亲密”的关系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约定。(Edlund和Korn,2002;Zelizer,2005)。Edlund和Korn(2002)尝试过通过从购买者观点出发把卖淫定义为“购买非繁殖性的性服务”来克服这个问题。这一定义并未彻底解决困难,但它或许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一个可行的卖淫定义了。

[3] BBC News website, ‘menspend £6.6m on sex in Glasgow’, http://news.bbc.co.uk/1/hi/scotland/glasgow_and_west/5007898.stm.

[4] 在美国,存在着集中在卡车站提供性服务的第四种卖淫市场(例子请参见Diana, 1985)。

[5] 一系列学术文章(比如Moffatt和Peters,2004)指出,在英国,陪护点评网站已经成为了解卖淫的重要信息源。

[6] Satz(1995)引用了一个(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比较数据,纽约陪护的年收入是3万-10万美元。据说,为前“好莱坞老鸨”Heidi Fleiss工作的陪护,每晚能通过为她的专有客户提供性服务,获得这个数的四到五倍。

[7] ‘Men who buy sexcould face prosecution’, Guardian, 10September 2007, p. 1.

罗斯巴德教授与利息理论(一)

Roger W. Garrison, “Professor Rothbard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in The Pure 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 Jeffrey M. Herbener,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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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理论透视

我们越来越依据个体经济学家所选的专业领域(比如规制,或金融理论,或货币理论)来对他们进行分类。经济学家则因为一些专门的洞见或者假说而为人所知,这些洞见或者假说把他们的分析与别人的区别开来——寻租行为、有效市场假说,或者所谓的理性预期。他们的知名度和专业地位直接与经济学家对方法的专注程度,以及他们愿意把分析推演到何种程度成正比。

掌握这些专门的洞见对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并不困难——除非它们的阐述者固执己见,暴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含意,导致对真理的根本内涵的质疑。困难在于理解所有这些分散的洞见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经济见解。比如,理性预期和政治商业周期就难以调和。研究者们很快便发现,讨巧的解决之道是选定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专注于一个想法,而把其他的留给别人。尽管提高专业化程度的代价,是牺牲对经济学更广泛考虑的理解和鉴识。

罗斯巴德教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更有价值、但要求更高的选择——一种连贯而全面地研究人、经济与国家的方法。他的经济学论文为看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综合见解,这个见解无视专家们为自己所在的子学科人为划定的界限。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著作进一步提高了综合的水平。他把自由的经济学和自由的伦理学结合在一起,共同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孕育于自由之中的国家的历史。虽然经济学、伦理学和历史学在学术界是不同的学科,但罗斯巴德教授认为它们是在一个单一学科之中的不同透视。通过把自己的想法重新包装为自由意志主义研究,他提供了一个连贯而全面的世界观。

因此,要充分理解罗斯巴德教授的成就,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其贡献的广度。然而,为了细致考虑奥地利学派利息理论和罗斯巴德教授对它的处理,我多少有些心有不甘地缩小了关注的焦点。这就好比我们试图通过关注一块特定的石头,去欣赏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的杰作。但至少,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块有趣并能说明问题的石头:告诉我你的利息理论,我能猜出你其余的经济学是哪一派。利息只是利润的另一种说法?那你是李嘉图主义者。收区利息就是剥削劳工?那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率完全取决于资本增长率?那你是奈特主义者。利息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你是凯恩斯主义者。

罗斯巴德教授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我们开始区分罗斯巴德主义者和费雪主义者,争议就出现了。是像欧文·费雪说的那样,由市场参与者的时间偏好和资本的生产力各自共同决定利率?还是时间偏好(对未来的系统性折现)独自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利息的报酬。

罗斯巴德教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这应当归功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措辞,我们可以说,利息时时处处都是一种时间偏好现象,正如通货膨胀时时处处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罗斯巴德捍卫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并把该理论用作自己经济学论文的基石,这启发了本文的其余部分。

要素的生产力

那些从罗斯巴德教授那里学到自己的利息理论的人,已经学会了对在分配股份或者要素归属的文献中使用(大量使用)“生产力”一词持怀疑态度。我们以某种组合的形式运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来生产产品。认为要素具有“生产力”的观点,和我们对“要素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理解密不可分。但是,在此意义之上使用这个术语,并没有特别暗示独立要素的价值或者利息现象。

在使用的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单位额外的某种生产要素的量,会使产量增加。每种要素都在边际上具有生产力。这种以价值的形式衡量的边际生产力,对要素的价格(一亩地、一小时劳动或一单位资本品的服务的价格)有着重要的含意。通过定价机制,产品的价值,以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一致的方式,被归属回单个要素。然而,归属的过程和与利率相关的一些问题之间,并没有简单或直接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用更大的篇幅来讨论要素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

一种生产要素能够让产出的价值超过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的价值吗?如果这种要素存在,它就会具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生产力。这种要素会产生剩余价值。如果对所谓剩余价值来源的探究仅限于考虑单个生产要素的本质,可能的答案将为数不多。然而,一份对持不同立场者的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我们无需深挖经济思想史,也能发现四种观点,它们合在一起,便可穷尽各种可能性。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认为,只有土地能产生剩余。土壤内在的生产力使得一定量的玉米——作为种子和劳动者的食物——增产为更多的玉米。土地的自然繁殖力概念是重农主义思想的根源。

卡尔·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离开劳动,我们无法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这一要素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从其他要素那里得到的收入,代表的不是这些要素的生产力,而是对劳动的剥削。

弗兰克·奈特认为,只有一种生产要素,而它应该是资本。他没有从要素产生剩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产生流量的存量角度出发进行论证。资本由各种有着存量维度(土地、机器、人力资本)的投入构成;相应的流量是年产出扣除维护成本。净产出是资本生产力的结果。净产出除以资本存量就是利率。

约瑟夫·熊彼特追随里昂·瓦尔拉斯,否认存在任何需要解释的剩余。在长期一般均衡下,归属到几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额必然完全耗尽经济体产出的价值。熊彼特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利率必须是零;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正利率,则被理解为一个非均衡的现象。

我们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做一个期中考试:哪些生产要素真正具有生产力?(a)土地;(b)劳动;(c)资本;(d)以上都不是。魁奈、马克思、奈特和熊彼特会分别选择(a)、(b)、(c)和(d)项。罗斯巴德教授会拒绝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充分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时间模式,以及时间偏好对其相对值的影响,在此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进而是这种生产力的来源问题——都将不复存在。

类比、时间偏好与驴桥定理

在多数情况下,被当作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分析建构都是窃取论点(question-begging) 的类比。硬饼干不易腐败;羊会繁殖;仙人掌会生长。这些事物的增长率(硬饼干是零)在维度上和利率类似。利率是基于对产出减投入的价值和投入的价值的比较。人们容易认为隐含的价值增长类似于羊或仙人掌的物理增长率。但是这个类比成立吗?如果不成立,那么一个全羊群经济的经济学或者一株仙人掌的经济学将会导致一场利率和增长率的无望混淆。

我们可以澄清这种有助于掩盖时间偏好现象的类比。据门格尔定律(Menger’s Law),目的的价值可以被归属回使这些目的成为可能的手段。但如果目的(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出)存在于未来,其现在价值将在市场参与者的意识中进行折现。市场中对产品的一般偏好,是喜欢较早的产出胜过较迟的产出,这和(或者说应该和)喜欢较多的产出胜过较少的产品是同一种情况。市场参与者会对未来进行折现。一个特定个体会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折现取决于他自己的时间偏好,而这又取决于他的具体情况。

在市场中,我们按照相应的(未来)目的折现后的价值,对现在存在的手段在进行估值。因为这个折现,现在存在的生产要素的总价值,要低于这些要素可能产生的未来产出的价值。宣称在使用投入和出现产出之间存在着价值“增长”具有误导性。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这一价值差异,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剩余”。

(正)时间偏好(希望更早达到目标而不是更迟达到的普遍偏好)的存在,对被称为利息的市场现象的出现来说,既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特征是普遍不关心自己的目的何时实现,不关心产出在时间上的远近,那么手段、投入的价值就会反映它们对产品生产贡献的完整、未折现的价值。价值差异、利息回报将不复存在。如果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进行折现,那么现在投入的价值,将系统性地小于未来产出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差异就是利息。

这些命题对所有生产过程都成立。投入可能在某些文字、生物学意义上增长为产出,或者投入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先进或技术落后的生产过程的形式转换成产出。事实上,通过对措辞的适当修改,建立(正)时间偏好是生产经济中出现利息的充要条件这一命题,也可以被应用到纯交换经济中去:承诺在未来交付的财货会在折现后交换现在可用的财货。

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利息现象的坚实理解,还为无论哪种变量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个驴桥定理,或者说决定性考验。一种特定投入,或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具有生产力,甚至特别具有生产力。然而,这种生产力和利息现象之间,不存在简单关系。罗斯巴德教授孜孜不倦地提出关键问题:为什么该要素生产的能力没有完全在其市场价格中体现出来呢?

当然,答案是折现是时间偏好存在的直接暗示。帮助生产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存在于未来。那么,要素本身的市场价值会做相应折现。某特定要素具有很高生产力的论点,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其价格很高,但它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更高。也就是说,生产力没有,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价格未能用尽未经折现的产品生产的贡献。

[1] Reprinted by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Walter Block and Llewellyn H. Rockwell, ed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88). The references that Professor Garrison appended to the original article are contained in the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book.

[2]译者注:驴桥定理(Pons asinorum)是欧几里得几何中的一个定理,它是《几何原本》中出现的较困难命题,是数学能力的一个门槛,也称之为“笨蛋的难关”引申为对能力或了解程度的关键测试,可以将了解和不了解的人区分开来。

[3] 译者注:窃取论点(question-begging)又名乞求论点、乞题,是指在论证时把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预设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不当预设的非形式谬误。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三):米塞斯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反响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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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信用理论》并未获得它应有的礼遇。施穆勒主义历史学派主导的德国经济学界不出所料对这本书关注甚少。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也对米塞斯的天才创新充耳不闻。在那时,米塞斯多年来一直是欧根·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著名的讨论班的忠实成员。在《货币与信用》出版之后,庞巴维克讨论班花了整整两学期来讨论米塞斯的著作。他们一致彻底拒绝了米塞斯的贡献。庞巴维克承认米塞斯的逻辑及其一步步进行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他并没有否认,货币供应的变化不是简单地等比例增加全部物价。与此相反,货币对价格体系而言不可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任何变化都必然会改变相对价格和收入。庞巴维克承认这些观点,但他随后背叛了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精髓,声称这一切都可以当做“摩擦”而愉快地忽略掉。正如米塞斯所说,

据他【庞】所说,旧学说“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对针对“纯经济行为”的分析继续保持其完整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阻力和摩擦,造成结果偏离理论上得出的结果。我试图说服庞巴维克,借用力学的比喻是不可行的,却徒劳无功。[13]

庞巴维克和追随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未能理解,他们拒绝了米塞斯和实证主义方法截然相反的“行动学”(也就是说他的如下认识:为了避免给理论带来无法根除的错误和谎言,演绎理论的每一步都必须正确),并摒弃了他把货币纳入一般理论的整合(施穆勒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也同样不屑),米塞斯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开创一个全新的“新奥地利”经济思想学派的孤独道路。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显然是一个主要的创新经济学家,当然配得上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职位。诚然,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结果,米塞斯在1913年被任命了一个维也纳大学教授 的职位。但它只是一个不付薪水,只享有称号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职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米塞斯虽然在大学里授课并主持非常成功的每周讨论班,他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付薪的大学教职,因此不得不继续担任商会的全职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的主要经济顾问。他仍然没有闲暇去毫无阻隔地追求自己在经济理论上才华横溢的创造性工作。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战争结束后,教职的问题彻底显露出来。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付薪的经济学教席;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尤金·冯·菲里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里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卡尔·格伦贝格补上,但格伦贝格在20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名归的事。

格伦贝格的教席给了另一个历史学派:费迪南德·德根菲-琼博格(Ferdinand Degenfeld-Schönburg)伯爵,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弗里茨·马赫卢普),他在这个职位上唯一够格的地方是他的贵族头衔和他那“在战争中毁容的伤”。[14]接替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另外两个教席——都是为理论家准备的——又情况如何呢?尽管米塞斯的创新未被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接受,他显然仍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优秀传承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他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开创性期刊论文是有史以来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最重要的理论批判。不仅如此:它同样被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努力了近二十年,试图反驳米塞斯的挑战性批评,但始终未能成功。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在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他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以及(b)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尽管他也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却不能和米塞斯同日而语。此外,迈耶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结论。在欧洲战火点燃前,维也纳大学的全体教授开始用动物园的规矩做事,斯潘和迈耶暗中互相针对对方,他们也针对作为私人讲师位于学术图腾柱底层的米塞斯。迈耶在学生面前公开羞辱斯潘,并且,如果他俩一起进入房间的话,迈耶常常会当着斯潘的面摔门。而斯潘呢,在一个日渐反犹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反犹。他在秘密教职工会议上谴责对犹太学者的任命,也抨击迈耶对这种任命的支持。另一方面,迈耶设法轻易适应了奥地利1938年的纳粹上台假设;并带领着教职工大张旗鼓地投身纳粹事业。实际上,迈耶告知纳粹斯潘不够亲纳粹,结果斯潘被纳粹逮捕和折磨。[15]

在这种臭气熏天的气氛中,也难怪米塞斯会报告说斯潘和迈耶歧视他的学生,他们只得在不注册的情况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并且“也让那些想和我一起写论文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处境艰难;那些想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知道自己曾做过我的学生。”注册了米塞斯的讨论班而没有注册他竞争对手之一的讨论班的学生,被经济学系的图书馆拒之门外;但米塞斯自豪地指出,他自己在商会的图书馆比经济学系的图书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至少这种限制没有给他的学生造成麻烦。[16]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之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F.A.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点。”

但我相信,这种可耻的对待还存在另一个克雷娃没有提到的重要原因,而虽然看起来可能并不明显,米塞斯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所暗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不把学术舞台视为一个有待征服的政治战场,这和他们飞黄腾达的敌人(比如施穆勒和卢约·布连塔诺,甚至是维塞尔)截然不同。因此,不像他们的对手,他们拒绝提拔自己的门徒或追随者,或是阻止对他们的敌人的任命。事实上,庞巴维克甚至更进一步督促对自己和奥地利学派的死敌的任命。这种奇怪的自我克制形式有助于破坏对米塞斯的或任何类似的学术任命。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显然坚持着天真的观点:真理无需帮助也总是会胜出,而没有意识到,在学术或者任何其他舞台上,真理都很难靠这种方式取胜。真理必须被促进、组织并向错误争取。即便我们能保持信心,认为真理不靠战略或战术上的帮助也会在长期胜出,不幸的是,在难以忍受的长期里,我们都死了,这也当然包括米塞斯。然而,门格尔采纳了毁灭性的战略观点:“一个科学观点的最终胜利只能靠一种确定的方法:通过让每一个相反的命题自由而彻底地表达自己。”[19]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1917年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当时,年轻的凯恩斯正担任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不过15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令人咂舌的傲慢,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观点。

1819年的大恐慌(三)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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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的严重萎缩加上对流动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物价迅猛下降。 虽然仅可获得批发商品的详细价格信息 ,但有证据表明其他领域的价格水平也同样下滑了,比如房地产市值及租金。对美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主食出口价格下降的尤为剧烈。出口主食的价格指数从1818年8月的169点下降到11月的158点,再下降到1819年6月的77点。类似的价格趋势也出现于棉花价格和史密斯和科尔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Smith and Cole index of domestic commodity prices)。 物价下跌的证据也可以从运费及奴隶的价格走势中发现。[54]

欧洲对农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加剧了美国出口物价的下跌。这是因为1817年后欧洲农作物产出非常丰富,英国也在同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和商业萧条。美国的出口总额也同样急剧下降。出口总额从1818年的9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级1820年的7000万美金的水平。转口贸易并未收缩,主要是国内产品出口承受了这次冲击,从7400万美金下降到了5100万美金的水平。其中,农产品出口下滑占据了2000万美金的降幅,棉花出口下降了1000万美金,小麦及面粉出口下降了700万美金。这些下滑纯粹是由价格下跌引起的,实际出口量在这段时期内仍然稳步增长。[55]

进口总值比出口总值下滑更多,反映了美国人收入的下降。进口总额从1818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的8700万美元及1820年的7450万美元,因此实际上结束了铸币流失趋势。从英国进口的总额从1818年的4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20年的1400万美元。其中,英国进口的棉花及羊毛总额分别从1818年时超过1400万美金的水平下降到了约500万美金。[56]

在1821年,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几乎相同,出口总额为5460万美元,进口总额则为5450万美元。不管是从繁荣与萧条周期时期的水准来看还是从美国自1815年以来的进出口水平来看,这两个数值都处于绝对低点。[57]进口价格也随着国外经济的收缩而下行。但是,进口价格仅是小幅下跌。与国内货币收入下降的水平相比,这个下跌的影响对于进口总额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费城进口价格指数(The index of import prices at Philadelphia)从1818年11月的126点下降到1819年7月的112点。[58]

信贷紧缩也造成公共土地销售大减,从1818年的1360万美元下降到1820年的170万美元,再下降到1820年的130万美元,[59]除了对于现金头寸迅速升温的普遍渴求外,它也导致了高昂的利率以及对于可贷资金稀缺的大量抱怨。

所有社区群体都遭受了经济窘迫的困扰。[60]巨幅的价格下跌大大加重了固定面额债务的负担,并为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提供了动力。[61]农民的困境来自于农产品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并且被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签订的大量私人和银行债务加重了。如同第二银行的西部分行一般,在南部及西部新设立的且过度扩张的银行借给了这些农民用来进行长期改进(long-term improvements)的资金。用未付股本(期票)为担保来借贷的银行股东们发现,他们现在必须履行他们所欠的债务。在繁荣时期购买了公共土地的投机者和其他人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商人在其产品的价格及需求受挫的同时,也面临着债务重担。英国及其他国内债权人放给他们的款项常常被无情的破产清算流程所注销。奈尔斯(Niles)认为不少于1000万美金的来自欧洲的商业贷款被萧条时期的破产清算给注销了。边境地区(Frontier Areas)的货币交换媒介的稀缺及价格的低廉程度导致了农民和当地居民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手段时,有可观的回报空间。多个地区回到了物物交换,或是用谷物和威士忌此类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时代。 [62]

上诉到破产法庭,适用法律手段追讨债务成为了普遍做法。1820年4月,俄亥俄州州长伊森艾伦布朗(Ethan Allen Brown)的秘书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e)在一份提交给州长的备忘里对债务人在西部地区的困境作出了清晰表述:

有一件似乎是普遍承认的事情是,我们大部分从事商业的公民都处于破产状态——那些拥有最多的私产和不动产财富的人……发现几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必需品——每一个阶层的公民在拖欠债务,即使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债务也要拖欠。[63]

厂家们也受困于物价的普遍下跌,信贷紧缩以及对他们在战后陷入的萧条常态火上浇油的大恐慌。然而,沃尔瑟姆的先进工厂却能承受大萧条的冲击,继续盈利经营,甚至还在萧条时期扩张了规模。[64]

在此期间,工资率变动的证据较少。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工人的工资在繁荣和紧缩中大幅波动,在1811年为每天60美分,1818年则为每天1.5美元,到了1819该数值又降至53美分。在另一方面,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率在此期间持稳在大约每天1美元。[65]在19世纪上半叶,宾夕法尼亚州的樵夫砍一扎柴的报酬平均在33美分,而从1821年到1822年他们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扎柴10美分。在1818年早期每天可赚到75美分的收费公路非技术工人在1819年每天只能挣到12美分。[66]

大萧条时期的一个显著症状是对未来事件影响深远的全新问题的到来,这个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国家,作为制造和贸易中心的城市却正在迅速增长,这次萧条见证了工人,技工,机械师,或其他熟练技工的失业问题。这些工匠往往是独立的商人而不是雇员,但他们的痛苦也同样强烈。因为他们集中在城市生活,缺乏如农民般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或自给自足的生产来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困境被激化了。在1819年秋天,费城所有的60家工厂里的30家(主要是手工业)所雇用的工人仅为2100人。而在1815年,这三十家工厂的雇用人数为9700人。在此期间,总利润也相应的从300万美金下降到1819年的70万美金。棉花,羊毛及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下滑非常剧烈。[67]萧条时期,失业也席卷了贫民行列。[68]

到1821年时,萧条时期开始结束,美国经济也走上了一条缓慢的复苏之路。债务清偿的痛苦的过程结束了,同样痛苦的货币紧缩过程也已经平息。[69]幸存银行的票据面值回归,得以再次成功地扩大了信贷。第二银行被免除了迫在眉睫的失败,最终走向了财务稳健。受到了强化后的中央管制的分支机构们,又可以兑付彼此所持的票据了。西班牙银元对美国银行票据的溢价从1819年6月的4%下降到2%,并最终在1820年4月实现平价。但在某些州,如肯塔基州或田纳西州,在其后数年都没有出现票据面值及兑付能力的回归和重建。[70]英国及欧洲大陆的企业也度过了经济萧条的低迷,美国出口再次量价齐升。在1819年后停滞不前的总体物价开始缓慢上升。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主食出口指数从1819年6月的77点下跌至1821年4月的64点的最低点,然后从该点位缓慢上行。棉花价格以及费城的国内商品指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在同一月份筑底成功,并在其后以极慢的速度回升。然而,进口价格维持了轻微下滑或者是持稳的水平。[71]信贷重又可以获得了,新发行的证券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再次回升。[72]

1819年的经济萧条和在其之前的经济繁荣能否看作是一次现代经济周期(modern business cycle)?韦斯利·C. 米切尔( Wesley C. Mitchell)在其著作《经济周期……症状及其起因》(Business Cycles . . .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中表示:

直到大部分居民都以货币形式来开支和取得收入、商品生产有广阔的市场、信用工具得到应用以及企业以相对较少的雇主和许多员工所组成之前,经济体内的波动都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经济周期的特征。[73]

一方面,大泡沫、1818-181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持续到1821年的经济萧条这三者,都具备了很多与米切尔所阐释的现代经济周期所相似的特征。在这个时期,虽然银行业务并未发展完善,银行业的扩张以及银行纸币的不健全性却都达到了其他信贷扩张时期的程度。在这一时期也能看到许多后世的金融恐慌的典型特征:首先是银行票据扩张;然后是紧跟而至的国内及国外的银行铸币储备的流失;最终,银行票据的紧缩将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以及破产。银行贷款的收缩和银行挤兑的必然结果是恐慌时期对于现金头寸的争夺以及利率的飙升。各地区多样化的银行活动及银行票据难以看成是现代经济周期的特点,但是,由于第二银行的存在而造成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及紧缩是几近统一的。在现代经济周期中,整个收缩和扩张的周期是相当短暂的,总时长约在五六年之间,而危机本身只是一个极短的过程。此外,现代经济周期各阶段的顺序为繁荣,危机,萧条,复苏。[74]

1819大恐慌具备的其他现代特征是:在繁荣时期投资项目和信贷的扩张,城镇失业问题的出现和物价的显着膨胀和收缩。

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中存在许多与将1819大恐慌阐释为米切尔式的现代经济周期,或者是现代经济危机相违背的落后特征。虽然商业有所成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里,农业仍然是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经济活动。据估计,在1820年有7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75]虽然没有统计,但从当时的评论看来,城市建设在繁荣中有所增加而在危机中有所下降。然而,农业生产的总数量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并不算太敏感。并且,农业生产在此期间组成了生产活动中的绝大部分。 [76] 因此,棉花,水稻,小麦物质生产和面粉的生产数量在萧条时期中继续上升。[77]当然,农业人口就业不是一个明显的周期性现象。[78]此外,许多农户都自给自足,只进行其所在地的易货交易,或仅是偶尔才使用货币交换网络。考虑到家庭自给自足以及易货贸易的流行性,当时的经济状态很难被称为是现代的,或者说它也被现代经济周期所制约。

此外,当时存在的制造业及商业企业主要是小型的。现代经济周期的特征在大规模的商业及制造业领域中是最明显的。但在当时的状况则完全相反,小商店,小银行和小工厂组成了当时的企业界。雇主及众多劳工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分。如我们曾指出的,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工匠,在非常小型的公司里工作或是独立经商,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显著差异。对铁匠,鞋匠,裁缝,打印机和木匠来说均是如此。水手与在马路和运河工作的普工则更多的被归类为为员工。

制造业扮演的角色是当时与现在的经济状态最为重要的差别。它不仅是小规模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 , [79]但新出现的工厂与其他经济成分的状态却是不同的。由于制成品在战后的进口潮,工厂在经济体内其他产业繁荣的时期却陷入了萧条,并且在恐慌期间更加处境维艰。在萧条期间中发生的经济危机,正如1819年在制造业中发生的危机,更像是米切尔所描述的前周期性危机(Pre-cyclical Crisis)。[80]此外,除了在纺织品制造领域,在其他领域没有一丁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迹象。制造其他主要部门,如锅、珍珠、铁、肥皂、威士忌、蜡烛、皮革、木材制品、面粉、纸都是家庭作坊和小规模社区制造业的产品(small-scale neighborhood manufactures)。大型面粉厂是一个例外,它们在1815年至1816年迅速扩张以供应蓬勃发展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面粉厂仍然是当地的使用河流为动力的小磨坊。[81]

1819年的大恐慌(二)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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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货币局势被普遍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在不再履行需赎回铸币的义务之情形下,银行们持续的扩张他们的票据和信贷发行。在不同银行不同地区,它们的票据以不同幅度持续波动和贬值。[23]仅在1815年,银行的数目便从208家上升到了246家,总共流通在外的银行票据也约从4600万美金上升到了6800万美金。[24]大众对于全国通用的统一货币的愿望愈发强烈。财政部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其在西部销售公有土地换取到已贬值的银行票据,但必须以兑换成远低于西部贬值幅度的东部货币的形式,在东部花费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明显的是,如果没有一次巨幅的的信贷收缩和通货紧缩,这些膨胀后的银行将无法立即恢复它们的铸币可赎回能力。作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它必须用铸币赎回其所发行的票据,并被期望可以提供一种稳健的统一货币。第二银行从1817年1月开始运行,诸州立银行却在2月20号才同意恢复铸币支付。在新的条文下,第二银行的贴现额度至少为600万美金,其中纽约市200万美金,费城200万美金,巴尔的摩150万美金,弗吉尼亚州50万美金。[25]诸银行还获得了在紧急情况下可得到救助的承诺。实际上,第二银行并不排斥它自己发动的信贷膨胀。第二银行总部,西部分行和南方分行迅速的超额发行了它们的承诺票据(promises)。在非常宽松的规定下,它严格以盈利机构的形式来运营。如同许多州立银行般,第二银行接受以借条的形式而非以铸币储备(IOUs instead of specie)的方式,来分期支付其第二笔及之后的股本。最终,这类股权贷款的总额达到1000万美元,尤以身处要职的费城及巴尔迪莫分行的职员及总管的占比为重。[26]银行的分支机构受到的控制可以忽略不计,南部和西部分支行大量的扩张了它们的信贷及票据发行。事实上,巴尔的摩分行的职员直接挪用了公款。由1818年开始,第二银行发行贷款已经超过4100万美元。其发行在外的票据达到了1000万美元,活期存款则达到了1300万美元。与250万的铸币储备相比,票据的总发行量为2300万美元。[27]

因此,由于第二银行成为了放纵货币扩张而非限制货币扩张的势力,经济在1818年继续繁荣。第二银行的扩张立场为财政部所鼓励,它希望银行能接受并使用各州立银行的票据。财政部正是通过这些货币来获取它的收入,尤其是销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入。[28]票据发行的扩张促使进了州立银行遍布全国各地,以复制和继续扩张信贷,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816年的246家增加到了1818年的392家。在1817到1818年间,仅肯塔基州便批准了40家新州立银行的成立。[29]财政部及第二银行把名义上恢复营业的银行发行的票据当做铸币等价物的决定,激励了州立银行的扩张。第二银行由此累积了大量对私有银行的结余和票据,却不对银行提出兑付要求。这些票据中的大部分都是存放于第二银行,但却从不会在州立银行兑现的国债结余。然而,在新英格兰地区私有银行以及第二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坚持着保守的信贷政策。事实上,第二银行在新英格兰的支行们必须不断的兑付西部和南部扩张发行的票据,所以它们被迫收缩了信贷政策。因为根据第二银行的规定,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对其他分支机构发行的纸币负有偿付责任。其结果是,马萨诸塞州银行发行的票据从1815年6月的100万美元面值贬值到1818年6月的85万美元。[30]

一种大致标准化的货币开始在全国流通,大部分银行发行的此类票据以面值流通。[31]但也有例外:在181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些银行的票据贬值高达30%,在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某些银行的票据贬值达12%。[32]

房地产,收费公路和农场改进类的投资项目涌现了,这些领域涉及的物价也开始上涨。此外,联邦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对外开放出售大片土地,并给予土地购买者宽松的信贷条件,这促进了大规模的公共土地投机。 [33]在1815和1816年每年成交200万到400万美元的公共土地销售收入,在1818年上升到了1360万美元的峰值。[34]

利用银行信贷投机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和房产,是急剧推涨物业价格的一个普遍现象。[35]此外,投机行为增加了西部地区银行的国债结余,助力第二银行发行的票据从西往东流动。联邦建设支出(Federal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s)也促进了繁荣:1816年到1818年,这些支出从70万美元升至超过1400万美元的水平。[36]从1816年开始,有一个收费公路的建设热潮,特别是在纽约,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37]收费公路由企业建设,每个建设项目都得到了州政府的特许权。在数量上,收费公路施工企业可与新银行的设立数量相媲美。蒸汽船刚刚开始运营,已经高企并仍在攀升的汽船运费也证明了交通运输在经济热潮中所占的分量。[38]造船厂们也同样分享了繁荣景气。[39]

在景气繁荣阶段看到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场内交易所的成立似乎并不意外,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于1817年的3月份开始营业。交易商们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华尔街路边买卖股票,但现在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租用室内空间的正式组织了。这一时期也标志着投资银行的开始: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家们批发股票并在市场上小批量的出售这些股票,或者作为发行人的代理人兜售股票。在这项新业务中如鱼得水的是在外贸行业实现了资本积累的前贸易商们,比如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Alexander Brown and Sons),和在其他领域积累了资本的人士,比如阿斯特父子公司( Astor and Son)。[40]

作为货币和信贷扩张的结果,进口量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超过了同在增长中的出口量,并又从铸币流出和外国出口商融资处得到了资金。在1815年和1816年的进口潮后,进口总额虽然仍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却在1817年下降了。银行系统在1817年重新使用铸币支付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扩张的相对放缓,刺激了进口量达到峰值后的暂时下行。 然而,进口量再次在1818年大幅增加至1.22亿美元。进口到西部主要贸易枢纽辛辛那提的外国货物,在1817年至1818年间的进口量较1815年至1816年的总数翻了一番。[41]与此相反,大部分由美国以外的供求条件决定的进口商品价格,在这几年几乎是恒定的。

出口方面,在欧洲繁荣和国外歉收的帮助下,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总额继续上涨。从1817至1818年,出口值从8800万美元上升到了9300万美元的峰值。出口商品中,国内产品总额也在当年上升到了7400万美元的顶峰。连转口贸易都以一个比国内产品总出口额更快的速度增长着,在1817年上升到了5700万美元,并在1818年上升到了6300万美元的峰值。在1817年及1818年间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500万美元及540万美元,而国内产品出口总额则分别上升了350万美元和560万美元。棉花出口也在1818年达到峰值。[42]出口主食的价格在此期间上涨的更为迅速。Cole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staple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7年的3月的138点上涨到了1818年8月的169点的水平。贝赞森棉花指数(Bezanson’s cotton index)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走势。[43]

这反应在贸易平衡表的结果就是贸易赤字大幅在1817年大幅下降至1160万美元,其后却在1818年增至2850万。[44]战后的巨额赤字被部分夸大了,因为美国的航运业几乎包揽了全美进出口贸易的运输业务,航运业的收益其实可以抵消一部分的贸易赤字,但其收益却并不反应在贸易平衡表中。[45]

然而,烦恼和紧张情绪也随着热潮持续而逐渐升温。银行重新开放铸币支付的承诺日益变得更像空头支票而非实际承诺。那些尝试施压银行兑换铸币的客户换来的命运,是被阻挠及恐吓。[46]费城经济学家、商人以及州议员康迪·拉古伊特(Condy Raguet)写信给李嘉图(Ricardo)说到:

阁下在信中说,您觉得难以理解为何有权要求银行对其发行的票据兑换铸币的人们却要忍耐银行长时间的拖延支付。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居住在对银行的保护措施必须通过议会决议的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荒谬的。然而,您的疑惑并不难解释。美国的全部人口要么是银行股东,要么承担着银行债务。催促银行进行兑付与第一类人的利益无关,其他人则对施压银行这种行为感到恐惧。这就是全部秘密。一个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债务人的独立的人,如果冒险逼迫银行兑现它们的义务,就会沦为社会公敌。[47]

市场上出现了铸币的兑换溢价便表明了市场对银行的信心流失。仍然维持着铸币偿付责任的银行因票据的折价,变得更难以保持它们金库里的铸币储备水平了。此时人们可以用银行票据赎回铸币,再用铸币在市场上折价买回票据。此时,即使第二银行仍可兑付铸币,铸币相对于其发行的票据还是产生了溢价。这反映了市场对第二银行维持铸币兑付的能力丧失信心。西班牙银元(Spanish silver dollars)作为在美国流通的主要铸币,在1818年3月首次产生了对票据的溢价,并且在6月及11月分别达到了溢价4%及6%。[48]从银行金库流失的铸币增加了,对业已因巨大的进口支付压力而流失的铸币存量雪上加霜。很明显,第二银行已无法再长期维持如此高速的票据扩张及铸币释出。它从国外进口了总价达700万美元的昂贵铸币,却只解了燃眉之急。急需偿还联邦债务造成的压力使铸币流失的问题加剧了。1818年秋和1819年初是为“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融资的“路易斯安那州债”(Louisiana debt)的偿还日期。这批价值400万美元的债务,大部分从国外筹措,也必须用铸币偿付。偿付这笔债务的责任落在了作为财政部(Treasury)存款的仓库的第二银行身上。

危机四伏,第二银行被迫叫停了其扩张计划,并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措施。自1818年夏始,第二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通货紧缩举动加速了1819大恐慌(Panic of 1819)的到来。第二银行勒令其分支行必须让州立支行们赎回本行重仓持有的大量账目及票据。各分支行需兑现其他分行所发行票据的规定被废除,从而结束了稳健的东部支行赎回信贷扩张主义的支行所发行票据的义务。该命令从3月起便在波士顿分行实施,并且在8月底推广到了美国银行所有的分支机构中。该货币紧缩的政策在威廉·琼斯行长的迟疑及继任行长兰登·切维斯更为坚定的决心中推进,严厉的限制和收缩了分支行的贷款及票据发行。这样一来,第二银行的活期存款负债,包括票据,私人和公众存款,从1818年秋的2200万美元下降到了1819年1月的1200万美元,并进一步下降到了1820年1月的1000万美元。第二银行在外发行的票据从1818年早期的1000万美元的峰值,下降到了1818年秋的850万美元,而到1819年夏及1820年1月,已经分别下降到了500万美金及360万美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第二银行公共存款(Public Deposit)的下降,该存款主要由公有土地销售收入所积累的银行贷款所组成。公共存款从1818年秋的900万美元下降到1819年1月的不足300万美元。[49]

紧缩的另一个结果是美国银行的铸币储备大幅度上升。在1818到1819年的初期铸币储备为250万美金。由于贷款被召回,且铸币流失逆转并流入到第二银行,在1820年1月其铸币储备达到了340万美元。在1821年春,铸币储备井喷到了800万美元,而当时银行总活期负债也不超过1200万美元。[50]

该紧缩主义政策迫使对第二银行负债的州立银行加快收缩它们的贷款和发行在外的票据。在1816年,流通中的银行票据约为6800万美金,而在1820年1月则仅约有4500万美金的水平。[51]严厉的紧缩政策在1820年延续,带来了全国性的破产潮,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在很多情况下,银行们尝试着在拒绝兑付铸币的情况下继续运营,但是他们发行的票据贬值过多,在发行圈子外再也无法流通。大部分内陆银行发行的票据相互贬值与波动。相反,新英格兰地区里很少有银行倒闭或挤兑的出现。罗得岛州(Rhode Island)外的银行仍具有偿付能力。[52]信贷收缩及违约潮大为动摇了草草搭建的整个私人信贷结构。[53]如同后世出现的大恐慌,金融系统的危机导致了对现金头寸的争抢和以更低廉的折扣出售商品库存的冲动。

1819年的大恐慌(一)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7)

黎幸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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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恐慌及其起源:
1815-1821年动荡的美国商业

1812年的战争及其余波使得年轻的美国经济急剧失调。在战前,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国家,仅有七百万人口,他们几乎全部投身于生产农作物。大量棉花、小麦和烟草被用来出口国外,余下的农产品则主要用以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消费。以物易物在边境的广大地区盛行。农产品主要在接近河流运输的地带种植,商业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农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所得款项用来从外国进口本国所需的工业产品以及消费品。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南方的棉花和烟草,以及西部的谷物。[1]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的7%,却是接收和输送外贸进出口的主要交易枢纽。[2]当时,纽约市正在成为美国的巨型对外贸易中心,费城和波士顿紧随其后。
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并非高度发达。至少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银行几乎完全被局限在城市之中。它们的经营方式趋于宽松;而大多数银行需如当时的其他公司一般通过特许权(special legislative charter)来确定它们的地位,这导致了对立法过程施压的投机性侵犯(speculative abuses)。该做法的结果就是在各州之间和各州之内银行业的立法缺乏统一性。[3]直到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问世才影响着美国银行业趋于一统。其时,美国的通货使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但如以法定的十五比一的比例兑换,金价会被低估。故当时主要的流通硬币是银币。美国的银币大多来自外国,西班牙银币犹盛,同时有英国,葡萄牙及法国的银币作为补充。[4]
在战前,美国经济缺乏大规模或甚是中等规模的制造业。“制造业”由常常只有一个人的小作坊构成。这些制造商是工匠和手工艺人,是那些结合了劳动者和企业家身份的人:铁匠、裁缝、帽匠以及皮匠们。大量的制造业在家庭作坊里生产也在家庭中消费,尤其是纺织业。交通运输,也同样的处于原始状态。成本高昂的陆路运输主要使用当地的泥路的同时,大多数的运输仍然采用由来已久的河运及海运方式。
1812年的战争和战后发展迫使美国经济进行了很多迅速而突然的调整。英法大战早已促进了美国航运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作为主要的中立方我们发现我们的出口被交战双方所青睐,并且,美国的航船得到了敌对双方互相抵制而产生的贸易机会。然而,随着禁运法案和互不往来法案(Embargo and the Non-Intercourse Acts)的出现,以及紧随其后的战争,我们的对外贸易被大大地消减了。对外贸易在1807年达到了顶点,进出口总额分别达1.38亿及1.08亿美金。到1814年却下滑到了1300万及700万美金。[5]另一方面,战争状况促使了国内制造业的成长。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棉纺及羊毛纺织品也是这场产业发展中的领导者。这些货物以前由英国提供,但政府现以战争的目的征用它们。国内的制造商们高速扩张来填满政府需求以及那些此刻无法由进口来满足的消费需求,家庭作坊们也扩大了他们对于纺织品的生产。而更具长远意义的是纺织工厂们的发展,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地区。故虽仅有4家棉纺工厂在1807年成立,在1814年却有43家棉纺工厂开张,在1815年则有15家。[6]富有的商人发现他们的资本无法用于外贸业务,就转而投资在了国内制造业这个新兴的盈利领域。一些工厂使用了公司形式,但迄今为止大体上局限于银行,保险公司及桥梁公司。作为当时领先的制造业集中地,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马里兰州在1812年到1815年之间,平均每年成立65家新工厂,而在战前此数据仅为每年8家。[7]
战争造成了货币系统的变迁,带来了对联邦政府借贷融资的巨大压力。由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向来较为保守,它们反对战争,仅给联邦政府发放了极少量的贷款。所以,联邦政府被迫转而依赖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的州立银行。这些银行主要是以发放宽松信贷为生的票据发行机构。对于这些银行的股东而言,用他们的持股作为唯一担保来发行期票(Promissory note),并用这些期票来购买银行股票的行为非常普遍,仅有少量铸币存作为资本存进了银行。[8]通常情况下,该银行职员和股东们是其最为青睐的借款人(Borrower)。将纸币印制到低至6美分的面值对于纸币发行扩张贡献甚大。随着美国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受到的限制被解除,加上美国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非常沉重,新银行的成立数量和新票据的发行数量迅速倍增。在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的银行票据数量的巨大膨胀与该地区银行的保守政策相反,这导致了其他地区的铸币向新英格兰地区的涌入。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相对而言的保守主义可以被以下事实说明:在1811到1815年间,流通在外的马萨诸塞州的银行票据从2400万美金缓慢上涨到了2700万美金。与此同时,在其银行金库的铸币储存量从1500万美金激增到了3500万美金。[9]
除了铸币之外,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此外,政府从中太西洋,南方以及西部各州的银行借贷融资,却需要在新英格兰地区为进口货物以及该州新兴的纺织制造业产品花费巨款。在1814年的8月,铸币流出以及持续的银行票据扩张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地区铸币支付的暂停。在各银行票据与铸币的兑换比例相去甚远的情况下,政府同意银行可以暂缓支付,银行业得以继续运营。暂停兑付的银行票据相对于新英格兰地区银行的票据和铸币以不同的比率出现贬值。赎回铸币义务的兑换义务的暂缓执行极大的刺激了新银行的成立和银行发行票据的膨胀。美国的银行数量从1811年的88家上升到了1815年的208家,同时,发行在外的银行票据从230万美金上升到了460万美金。[10]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票据的扩张尤为巨大,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中太西洋各州的银行数量在其间从25家上升到了111家,同时在南方和西部各州的银行数量从16家上升到了34家。仅1814年的3月便有41家银行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11]
这场战争又与物价的巨幅上升相伴。国内产品价格在货币供应的迅速扩张中上升;进口品的价格则由于对外贸易的受阻而上升的更剧烈。国内商品价格上涨了约20-30%;棉花作为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翻番。进口品的价格则上升了70%左右。[12]
于是,建国后第一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许多糟糕的变化。原先的对外贸易渠道被封锁了,货币系统紊乱,货币扩张以及由进口品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国内制造业在政府需求以及外国供应商受封锁的刺激下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纺织业。和平的出现带来了它独有的一系列问题。在战时短缺结束后,针对外贸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美国人对于购买外国产品,特别是英国的纺织品非常热切。而英国的出口商也焦急的想抛售掉他们积压的库存。。进口总额从战前一年的530万美元上升到了1815年的1.13亿,并进一步增长到了1816年的1.47亿美元。[13]英国单单是对于美国的出口在1815年就达到了590万美元,在1816年达到了430万美元。[14]进口商品供应的恢复急剧的降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刺激了美国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例如,费城的进口商品价格指数(Imported commodity prices at Philadelphia),在一个月(1815年3月)之内从231点降到了178点。进口商品价格在此之后继续下跌,在1817年,该指数下跌到了125点。[15]
民众进口的能力以及热情被银行持续的通胀和信贷扩张增强了,这些银行现在仍然不受铸币赎回的义务所约束。此外,联邦政府通过允许时长几个月到超过一年的进口关税延期支付的方式来支持进口。英国及其他外国出口商非常乐于给美国进口商提供大规模的短期信贷,这些信贷在美国战后数年的巨额贸易逆差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刺激进口的是一种替代了常规进口渠道的拍卖销售系统的出现,对英国纺织品的进口刺激最为明显。 英国制造商们发现通过代理进行拍卖式的销售能够取得更快的 回报,而较低的售价则被更低的生产成本所弥补。这种拍卖系统开始走红,在纽约特别时兴。1818年,拍卖销售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纽约市就占了1400万美金,相对于战前500万美元的水平增长迅速。这些销售的一半由欧洲纺织品(European dry goods)组成,而相比之下,美国制造的纺织品销售额仅为100万美元。[16]
进口品的涌入造成了战时成长起来的制造商的麻烦,特别是纺织业。它们突然间就需要面对外来竞争的猛烈冲击。因此这些制造商们未能分享战后的普遍繁荣。Bezanson 编制的费城工业产品价格指数(Bezanson’s index of prices of industrial commodities at Philadelphia)(包括燃料、化学制品、金属、纺织品、糖、肥皂、玻璃灯)在战时从141点上升到了214点,但在1815年的3月,却陡然下跌至177点,并且持续下降到了1817年3月的127点。[17]这次下跌预示着新晋制造商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战时增加了纺织品生产的家庭作坊可以在进口恢复时轻松的中断他们的生产,但新工厂们却已投入巨额资本。有一些最新式的工厂能非常轻松的对抗外来竞争。比如著名的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棉纺织品生产公司,作为一家美式规模生产的先锋,他们采用了新动力织布机来生产供应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平针白色床单。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工厂处境维艰。[18]纺织业的衰退持续了若干年;从1817年到1819年,在前述五个制造业大州里年均成立的新厂仅有9家,而在此前的战争年间,年均新厂成立可达64家。[19]
美国出口业持续的快速扩张,然而却仍远少于其进口额。欧洲对于农产品的渴求被战后美国之外的农作物的匮乏所刺激,美国用于出口的主要作物的价格及价值总额极大的上升了,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主要客户如英国和法国引领着欧洲澎湃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总额从来没有再达到过战前的峰值。就在美国的中立船队取得了欧洲贸易运输的实质垄断之时,外国商品转口贸易却表现糟糕,从没再超过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与4900万美元的战前巅峰相比,国内出口总额在1815财年达4600万美元,在1816财年达6500万美元。但是在1816年,再出口却仅达700万美金,在1817年则为1700万美金,而在战前该数据的峰值则为6000万美金。[20] 加总而言,对外贸易在1815财年的净差额为6000万美元的逆差,在1816年则为6500万亿美元的逆差。从1815到1816年,农业生产出口占据了国内出口增长的1900万美金中的1400万美金,农业生产出口从1815年的3800万上升到了1816年的5200万美元。棉花构成了农产品出口的一半以上,烟草,小麦以及面粉构成了剩余出口农产品的主要部分。在1815年的总出口额中,棉花占据了1750万美金,烟草则有800万美金,而小麦及面粉加起来合计达到了700万美金。在1816年,棉花出口额上升至2400万美金,烟草出口额则上升到1300万美金。[21]
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和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出口商品价值的上升大体上是价格现象,而不是出于实际生产现象。科尔的查尔斯顿出口价格指数(Cole’s index of export prices at Charleston)从1815年3月的93点上升到了1817年3月的138点,在此期间棉花价格的上涨远高于指数涨幅。然而,在这些年间,棉花生产及出口的实际数量的增速非常缓慢。[22]
出口商品价值总额的上涨,货币及信贷的膨胀合力造成了同时发生在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对于公有土地的投机买入以及由繁荣预期(Projected Improvements)所引致的农民负债率上升。农民的繁荣境况带来了城镇的繁华。这些城镇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们为与农业人口进行交易而专门进出口某些货物。

人生的10个成功秘笈

Jesús Huerta de Soto, Curso por Internet de Introducción a la Economía.

熊越 译 毕宏宁 校

huerta
简介

成功(幸福)是有道德地追求好的目标,并实现它们。

1. 热情
热情:驱使我们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内在精神能量。
当我们感觉不到刺激的时候,怎么办?满腔热情地行动,做一个满腔热情的人。

2. 持之以恒

3. 总是尽可能好地行动
开始行动比那些表面上的道理更重要。

4. 无所畏惧
当你担心的时候,意味着你在浪费时间。
推荐阅读:
-《如何消除顾虑享受生活》,卡内基。
-《冥想》,马可·奥雷利奥。

5. 学习外语(英语)
学习英语和学习专业一样重要。

6. 关心世界上在发生什么

7. 合理地平衡职业、家庭和文化目标
家庭的一面包括家人和朋友。
文化的一面包括物质和精神(艺术、旅游、历史……)文化。

8.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企业家品质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发现出现的获利机会(获得提供最大主观价值的目的),并采取行动实现它们。

9. 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米塞斯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

10. 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地方,行为都要优秀、认真、符合伦理
如果有恶行,必须意识到错误,尝试弥补损失,并以我们已经看见的建议前行。

韩国的凯恩斯主义实验走向全球

Mises Daily, FEBRUARY 20, 2015 by Ryan McMaken

王泓崧 译

psy
我们这些有一定年纪的人还记得,很多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接管世界。那时,我们买他们的汽车;我们打他们的电子游戏;我们用他们的技术做几乎一切的事情。我们被告知:日本注定统治世界。他们有更好的团队精神;他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团体而非个人上;他们工作得更努力。1992年,日本高官樱内义雄宣称:美国人太“懒惰”以至于无法与日本工人竞争,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无法阅读”。1992年,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旭日》(Rising Sun)及1993年的电影《适应》(Adaptation)和这些争论一起不断刺激美国人的内心。

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日本正在接管世界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很可能并非更多依靠团队合作和勤奋工作,而是中央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福利和贸易壁垒。因此,紧随繁荣的泡沫并不出乎意料。

如今,韩国似乎已在很多方面追随日本当年的这个过程。日本的索尼公司早已陷入深度衰退,但韩国品牌三星和LG目前正在国际上备受推崇。现代汽车,虽然被许多人仍视为是低质量的品牌,但在过去十年中仍在大规模扩张经营,2005年,现代汽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建立了耗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工厂,而在2009年,该公司又在佐治亚州建立了第二家工厂。

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不过,韩国试图支配世界的企图心同日本不一样。虽然日本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从来没有在日本以外获得过太多人气,但韩国的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我们驾驶韩国品牌的私家车、使用韩国品牌的手机,但他们也希望我们听他们的音乐、看他们的电影。

直到2012年,当韩国说唱歌手PSY的单曲《江南Style》的MTV成为YouTube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视频之一后,美国人才注意到韩国流行文化的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了“K-pop”。

此外,浏览最新版本Netflix的人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可供选择的韩语片数量有相当幅度的增加,其中包括那些国际上获得成功的韩国电影,如2003年的动作惊悚片《老男孩》和2006年的电影《汉江怪物》。

然而,韩国音乐、电影和电视(包括视频游戏)的兴起并非因为自由市场,而是韩国政府调控、补助和对本国流行文化产业保护等诸多政策的结果。

在新书《韩酷的诞生》(The Birth of Korean Cool)中, 记者Euny Hong描绘了“韩流”计划的起源和和成功:该计划到韩国政府大量支持和调控。并且,“韩流”计划不仅关系到经济实力,更和韩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关:韩国政府将“韩流”作为表达本国软实力的大型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在韩国做不同的事情

身为记者的Hong是美籍韩裔,在《韩酷的诞生》一书中,她以自己十几岁时在韩国生活的切身经验入手开始叙述。她回忆道,韩国学校与社会中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对于团结必要性的认识、对韩语普遍的敬意统治着这个国家,而“个人主义”的行为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病态。Hong以对韩国和韩国社会充满同情的态度,讲述了很多相关奇闻轶事,然而,信奉市场不干预主义的西方人可能会对这些经历表示困惑,甚至于恐慌。Hong告诉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性格类型,尤其是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坏小子”,在韩国是不存在的。

这一现实情况来源于该国的流行文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韩国流行音乐届的说唱歌手PSY被认为是一个叛逆的“坏小子”,因为他没有在学校获得全优的成绩,并令其父母感到失望。

Hong随后告诉我们,并不出人意料的是,韩国流行文化受到政府的管制、调控和计划,受到政府在道德上的约束,政府也破坏个体艺术家的工作。通过韩国政府的“未来创造部”(The Ministry of Future Creation),当局和“私有”的流行文化企业进行合作,希望在国内外最大限度地提高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回顾历史,韩国政府早已通过保护主义来鼓励本国流行文化的发展。Hong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在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政府要求本国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的国产电影,她说: “按照政府的规定,本国电影公司每进口一部外国电影,就必须再制作一部国产电影。可以说,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给韩国电影业带来了利益。……韩国政府还建造和运营艺术剧院。”

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也采取许多措施把韩国流行文化推向国际市场,比如,用税收来支持将韩国电视节目配音成他国语言,在外交谈判中,试图希望在外国的电视台播映韩国的电视节目。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这一切都非常符合韩国追求的政治实践。

正如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和财阀长期以来对日本经济有重大影响,甚至是统治一样,韩国也有类似被称为财阀的公司和集团——他们是韩国版的“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但相比日本,韩国的财阀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些机构一直通过“政府-财阀间合作”项目来执行韩国政府的决策。

Hong指出,政府推动的流行文化在韩国的崛起,必须结合政府和财阀合作的背景才能被理解,在她书的最后几章中,Hong写道,三星、LG等新兴韩国的成功企业,无一例外都建立在政府的援助和税收之上。

Hong写道:“就像许多在我的著作中所讨论过的成功韩企一样,三星在全球舞台崛起的原因可以归功于韩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对其的直接干预。”

一旦有人认为三星仅仅是一个公司而已,Hong就会提醒我们,“三星的产值独占韩国GDP的五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会把三星公司看作国家本身重要的附属品。毫无疑问,韩国所有政府部门都相信“三星好,韩国就好”这句话。

作为记者的Hong认为韩国经济政策只是取得了表象上的成功而已。当然,韩国经济的这种中央计划模式过去一直都高歌猛进。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生活水平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当时的韩国仅仅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韩国经济表象成功的幕后,则是另一个故事:在凯恩斯式的古典重商主义指导下,韩国政府拥有的(或是受到韩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在政府的决策下,执行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

然而,对于古典经济学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对如果不是韩国政府通过青睐特定企业和中央计划的决策促进经济成功,而是用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的视角来看经济成功的问题,提出疑问:如果韩国人手中的钱没被政府征收交给财阀,并且没被用于政府青睐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话,他们能怎么花?如果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在韩国有机会真正同“太大而不能倒”的财阀们进行竞争,会有什么样的创新发生?我们已无从知晓。

引以为戒

而我们明确知晓的则是,一旦一个国家的政府(像韩国这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成功一定会转瞬即逝。未来的三星会是今天的索尼吗?未来的现代集团会是今天的通用汽车吗?就像日本和美国惨痛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哪里有更多的政府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措施,哪里就有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多山洪海啸。

在一个安逸和闲暇被认为是错误的文化中,在一个学生被要求每天学习18小时的国度里,接下来的情况就会有无限可能:错误投资会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积重如山,政府会抽调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支持它所看中的企业。但是,正如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资本的损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的工人为了谋生,可以相较以前工作的更努力,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更多,但是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什么提到。

在此,一度曾被认为是未来统治者的日本是很好的警示,美国同样也是一个警示性案例。当然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更多样,也更富创新性,但是如果继续以纳税人和企业家作为代价,来支援亲政府的金融界和企业,美国经济还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承受?答案可能很快见分晓。

《韩酷的诞生》这本书告诉我们韩国现在依然处于景气阶段,但是类似的剧本我们似乎曾经看过,只不过主人公当时不叫韩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