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二)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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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通缩理论

通货紧缩的理论和反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在不满的年代出现并激增,因为那些在价格通缩中蒙受损失的人希望通过一场信贷扩张(即货币通胀)来获利。因此,随着英国的信贷收缩,关于通货紧缩的新理论蓬勃发展。1798年,为了应对法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取消了金本位。各银行持续扩张信贷,并增加新的法币券的数量。一个人为的战时繁荣随之而来。战后,显然要承担和清算不当投资。相应的信贷收缩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重回旧境的预期,导致了一次强烈的价格通缩。 在此期间,许多曾经赞同重回铸币支付的经济学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开始反对通货紧缩。这些年中,广泛传播的通缩恐惧诞生了,直到今天它还在业内盛行。不出所料,这符合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它们在通胀的战争年间做出了不当投资——的利益。这些公司青睐宽松货币和通货膨胀。 因此,那些在战争时期通过过度扩张生产使自己负债累累的农业者强烈反对价格通缩并鼓吹货币通胀。比如,代表保守党(Tory party)和权势贵族地主的《评论季刊》改变了自己起初支持铸币支付的立场,转而恶毒攻击价格通缩。

对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37] 1975, p. 185-86)写道:

那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价格水平变化导致专制和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新论据支持价格下降对财富和生产的量有不利影响的学说,这使得它们尤为不受欢迎,而价格上涨可能为生产和财富累积带来好处,以弥补其不公平分配的影响。这些论据的总体趋势是,至少部分辩护了战时通胀,并加强了对重返旧标准的反对声音。(强调为原文)

因此,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及其新特质。这些论点中出现偏见,和这个时期出现价格通缩对很多个人来说是一种威慑有关。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1783-1859)和他的兄弟马蒂亚斯一样,是通货紧缩最早的敌人。他们两人都是伯明翰银行家,因而倾向于反对通货紧缩。 此外,两人都在自己的家乡伯明翰“担任铁铜业发言人”。 他们的父亲老马蒂亚斯·阿特伍德是一位铁业制造商。 因其制铁和武器业,伯明翰一直是战争时期的主要受益者。这些行业在战争结束之后,生产结构开始适应和平时期的条件时陷入危机。

因此,托马斯·阿特伍德把价格下跌谴责为严重的罪恶,只能通过引入不可兑换的纸币并不断增加其供应来预防,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恢复繁荣》(Prosperity Restored,1817,p. 78-79)一书中,他认为,在价格下跌不同时影响所有价格(包括债务)的时候,会抑制商业,因为对债务人 而言的问题和以对财产信心降低的形式出现的不利心理影响:

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平均地突然暴跌,如果它被充分理解,即债务和义务的数额都在同时同比例下降,这样的下跌有可能不会阻遏消费和生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既不会造成造成重大害处也不会带来重大好处,但当这样的下跌以一种模糊和未知的方式发生的时候,一件商品接一件商品,而债务和义务没有任何相应的下降,这会产生恶果,摧毁对财产的一切信心,消灭对生产的一切动力,或者破坏以任何方式雇用劳动力。

在托马斯·阿特伍德那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对通货紧缩的粘性价格(工资)观点(瓦伊纳,1975, pp. 186-87)。他认为,出现货币通缩时,价格必然下跌,但工资不会减少,工人们会失业。他的话和克里斯蒂尔林的类似,他指出,工资只会在一个间隔之后下降,在“强烈的痛苦”的压力之下,工人们终于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随着产出和就业下降,发展出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促进其政策建议的最后努力中,阿特伍德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呼吁。在一封给利物浦伯爵的信中,他说到,价格通缩将导致在民众那里产生痛苦和不满,而且社会动荡可能会撼动国王的宝座(阿特伍德,1819, p. 42)。

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1772-1832)给出了类似于阿特伍德的观点。 惠特利不把增长通缩(即经济发展引起的价格下跌)视作问题。然而,他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观点,认为发生其他类型的价格通缩是有害的。因此,他指出,工资、租金和税收不会下降,因为长期合同难以改变。这会对农民和制造商都造成不幸。 约翰·惠特利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军队及地主家庭。他和西印度贸易相关,并经历了个人财务困难。 鉴于他的家庭背景,法兰克·菲特推测,惠特利特别关注农业的条件和地主(1942, pp. 369-70)。

惠特利认为,价格下跌会比价格上涨更糟糕。不过,他并不认为增长通缩是有问题的,而是认为由货币通缩产生的价格通缩才有问题,因此预料到目前普遍持有的观点,即存在着好的价格通缩(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和坏的价格通缩(由其他原因产生的):

当产品增加带来价格下降,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好的【;】它们是好的,因为所有人维持和原来相同的收入,而随着收入继续下去,所有人都从它们产生的富足中受益。但是,当价格降低来自货币减少,而产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一种罪恶,因为只有那些可以合法地要求固定金额的人,才能获得相同的收入;而从农业和贸易中获取浮动收入的所有人,都根据它们的减少蒙受损失。当它们由产品增加引起,额外的供应会弥补价格不足,而总量卖得和高价少量时的总额一样多,没有发生任何的收入减少。

亨利·桑顿(1769-1815)害怕在货币通胀之后故意引起的货币通缩。他指出,比起造成制造商不幸的其他价格,工资向下调整往往更刚性。工人们会认为,价格下降只是暂时的,因此,不会愿意接受降薪。此外,桑顿提出了两个另外的论点反对故意的货币通缩。 他认为,在货币通缩中,商人会限制自己的购买,以此回复自己业已下降的名义现金余额。这会对制造商产生抑制的影响。然后,他提到了通缩产生的闲置所导致的无效率。当生产商需要现金的时候,会突然在市场上把未售出的商品堆积起来甩卖。他甚至反对黄金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种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最自然不过的过程)流出,而推荐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来中和它。 考虑到桑顿作为一个银行家的利益,他担心通货紧缩不足为奇。

乔治·朱利叶斯·珀勒特·斯克罗普(George Julius Poulett Scrope,1797-1876) 是另一位担心通缩场景的作者。他写道:

生产阶级中普遍感到尴尬和窘迫的时代,伴随着……每个市场里所有商品的普遍过剩或明显过量,……是……一些人为干扰原因或其他原因的力量引起的。普遍过剩——即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普遍下跌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以下——相当于货币一般交换价值上升;这证明的并不是商品过剩,而是商品交换所必需的货币供应不足。([1833] 1969,pp. 214-15)

斯克罗普隐含地假设,生产要素价格是粘性的且无法下跌,而消费品价格会下跌。因此,商品价格会降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之下。从斯克罗普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补救之道显然是增加货币数量。

即使像大卫·李嘉图或者爱德华·科普勒斯顿(Edward Copleston,1776-1849)这种强烈支持回归铸币支付的人,在纯金币本位问题上,也因为自己害怕通货紧缩,而变得不那么坚定。科普勒斯顿强调价格下跌造成的农业困境。 李嘉图 最后赞同金块本位,对银行体系而言,这种金块本位比金币本位更容易膨胀,因为只有少数富裕的商人可以在交易中使用黄金,并用铸币来恢复自己的存款。 此外,李嘉图显然想防止价格通缩。他写道,他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强烈通胀和贬值的通货恢复其原有水平。他在一段1821年9月18日写给约翰·惠特利的信中说自己:

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已经贬值30%的通货恢复到原有水平;我会建议,如你所提议的(但方式不同),通货应该通过降低标准固定在贬值后的价值上,并且不应该发生进一步的偏差。

从这封信中可以推断,李嘉图反对的是突然和强烈的通货紧缩。 他认为30%的大通缩太多,通过价格粘性会产生不幸。他并不认为小而逐渐的通缩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过紧随拿破仑战争的通货紧缩之后,即便是李嘉图这样一位回归的支持者,也没有从通缩恐惧症中摆脱。

总之,在这一时期之前,几乎没有人特别担心过价格下跌的现象。理论家们显然没有把会造成价格通缩的金本位铸币流动放在心上。然而,金块主义者论战的文献,提出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新论点。现在,在英国重返铸币支付之时,紧缩衰退之中的价格下跌,许多制造商和农业利益 赞成扩张性货币政策,出现了最早的通货紧缩理论。瓦伊纳同意这些后来的论点,支持这些理论家赞成不可兑换的纸币通货,以战胜金本位机制(1975, p. 217):

他们对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所提供的自由的经济优势提出了有效而新颖的论点,来避免外部因素引起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应对内部因素引起并由生产要素价格普遍刚性向下加剧的通货紧缩,并且,一般而言,为一国提供数量被视作对其最佳的支付手段,以避免使用超出其控制的外部因素要求它的数量。

《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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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介
许多经济学家都写过通货紧缩这一话题,或者在专注发展自己的相关货币理论时顺带触及过。我在本章不打算一一评论每篇涉及价格下跌这一话题的参考文献。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相反,我会对通货紧缩经济理论的主要趋势和变化进行综述。本综述有助于解释通缩理论在经济思想中如何形成、何时形成,以及为什么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特定通缩理论和通缩恐惧症(deflation phobia),我会特别强调这些通缩理论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我对这些通缩理论的说明主要依照年代顺序开展;不过,有时我会把观点相近的理论家归在一组,尽管他们可能不是同时代的人。

2.2 重商主义者与通货紧缩
在16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囤积(hoarding)、粘性价格,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和稳定价格水平的需要还无人论及,因此,也似乎还没有被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世纪忽视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是,货币经济和信用货币还尚未普及。相反,自给自足的农庄在经济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重商主义者一直专注于货币通胀,他们最早地隐晦提出了通货紧缩的主题。根据重商主义学说,贸易顺差(即出超),将以增加其贵金属存量的方式使一国受益。 重商主义者们把积攒货币奉为最好的财富储藏方式,并相应地担心一个国家货币流失的情况。因此,它们隐晦地担心了货币通缩。重商主义者还触及到了囤积的主题。然而,这些理论家对囤积问题有着不同看法,就这个特定方式形成了两派。

其中一派,包括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和约翰·劳(John Law,1671-1721),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越多意味着贸易越多。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在金库里“闲置”,而是在“流通”并刺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囤积货币会抵消通货膨胀应有的好处,因为新产生的货币不会被花掉。囤积可能会破坏通货膨胀的目的,即更大的支出。类似地,托马斯·曼利(Thomas Manley)也谴责守财奴,因为“锁在守财奴库房里的钱,就像堆起来的粪,做不了好事,它应该被分散开,并在外面有序处置,使土地丰饶。” 因此,这些作者把私人囤积和可能让金块退出流通的所有事,都谴责为有害的。 所以,这里我们有了最早把囤积视为毁灭性问题的事件之一。

另一派人,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杰拉德·德·马利尼斯(Gerrard de Malynes,1586- 1641),托马斯·曼(Thomas Mun,1571-1641),和约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囤积贵金属,像国家宝藏或者私人储藏财富,是非常有益的事。同样,他们也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最佳载体。因此,经济体中货币增加,意味着社会财富累积,被视为一件好事。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便是以积攒贵金属的形式储蓄。这种节俭的学说是受了清教道德和宗教原则的启发。

2.3 古典通缩理论

2.3.1 通货紧缩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不认为通货紧缩是问题,如果说他们考虑过它的话,也没有很详细地讨论它。例如,亚当·斯密在一点也没讨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讨论了劳动分工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考虑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时,我们面临着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些作者没有预见到任何值得讨论的由价格通缩导致的问题;不然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能导致价格下降这一事实,后一种情况极不可能。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些人确实触及了通缩过程。

一个会发生价格通缩的地方是古典金本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specie-flow-price mechanism),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首先描述的。 坎蒂隆专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他指出,货币供应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在一段延长的时间里是不同的,会导致再分配使那些先收到新增货币的经济主体受益,并引起资源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种效应现在被称为“坎蒂隆效应”。他没有明确指明货币通缩的过程,但其分析似乎意味着货币数量减少也会有对应的影响。虽然他的分析相当详细,但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讨论)任何关于货币流入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或是关于价格通缩的问题。

大卫·休谟(1711-1776)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另一个著名阐述者。 他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处理(我们马上会考虑到)不如坎蒂隆的分析细致,并且有时还有缺陷,因为他假定所有价格上涨都是和货币供应增加成比例的。然而,比起坎蒂隆,休谟考虑了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更具体地说,他描述了各种价格通缩:经济增长引起的,货币使用范围扩大引起的,和货币供应量减少引起的。

首先,休谟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分析经济增长产生的价格通缩,但他确实提到了:“这似乎是一条几乎不言自明的格言,每件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增加商品,它们就会变得更便宜。” 在这次简短的提及中,休谟并未提到对价格通缩的任何顾虑或恐惧。其次,休谟讨论了第二种由货币使用范围扩大,或者说出现货币取代以物易物引起的价格通缩:

……流通领域被扩大了;这和单个金额服务更大领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这一部分减小了货币的那一部分,所有商品必然会更便宜,价格逐渐下降。

再次,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并没有把价格通缩当成问题。

第三,休谟讨论了货币供应减少所引起的价格通缩,同时考虑了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和持续减少的情况。在他《论贸易平衡》一文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分析中,出现了对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注意到价格通缩的任何不利影响。休谟提供的一个例子考虑起来特别有意思,他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他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价格都会成比例下降,包括出口并因此补充货币存量。 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个高达五分之四的价格通缩有问题,或者即使他认为有问题,也没有讨论它。

考虑这一证据,我们可能会说,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并不认为价格通缩本身是问题。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在上述评论之后,他的确认为连续的货币通缩是有问题的。虽然他宣称任意数量的货币对维持货币经济的正常运行都是最优的,但改变货币数量会有短期影响。因此,他指出,增加货币数量会提升“国家的勤勉精神”。 而减少货币数量会产生相反效果:

一个货币减少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比拥有货币一样多,但正在增加的另一个国家更弱、更悲惨。如果我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不能立即反映在商品价格的成比例变化上,这就很容易解释了。在事情调整至它们的新形势之前,总会有一个时间间隔;金银减少时,这段间隔对产业有害,而这些金属增加时则是有利的。虽然工人们在市场上还在为每件商品支付相同价格,但他们【原文】无法再从制造商和销售商那里得到雇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休谟在经济思想中引入了一种对通货紧缩的新评价。他将其视作更大的麻烦,并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论据(即通货紧缩是有害的,因为有些价格是刚性的,这些价格很难下跌)。尽管从长期来看,货币通缩是中性的,即对实体经济要素没有影响,在短期来看,会有适应的问题。更具体地说,短期内,货币通缩的过程是非中性的。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表达是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猛烈抨击货币通缩。然而,休谟未能理解,当所有价格下跌,购买(货币)成本和销售收入都会下降。这可能对行业有害,也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取决于购买或销售收入下降有多快。换言之,当货币数量减少,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购买成本不应该比销售收入下降得更快。总之,休谟决定性的评价是未来反对货币通缩的论据的来源,尤其是那些考虑“勤勉精神”或者说通缩政策对企业家行动的激励效应的论据。

瑞典经济学家佩尔·尼克拉斯·克里斯蒂尔林(Pehr Niclas Christiernin,1725-1799)是最早对货币通缩的争论做出深入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克里斯蒂尔林写到,为了给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七年战争(1756-1763)——瑞典银行开始了货币扩张主义时期。 特权制造商和商人,尤其是钢铁出口商形成了哈特党(Hat Party),他们受惠于货币和信贷通胀。他们的敌对方卡普党(Cap Party)反对这些特权和货币通胀。在1765年,卡普党上台,并发起了一起伴随着价格通缩的货币通缩。为了让他们的通缩路线更受欢迎,卡普党强调了再分配的说法, 宣称通货紧缩会奖励那些在此前的通胀时期蒙受损失的人。相反,受益于通胀时期的人,即哈特党的富商们,会受到损失。

奇怪的是,克里斯蒂尔林是卡普党反对通货紧缩的少数几人之一。回忆起休谟的一个分析,克里斯蒂尔林写道:

当货币供应增加,价格很容易上调,但让价格下降一直更为困难。没有人愿意降低自己的商品或劳动的价格,除非销售惨淡迫使他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必须遭受贫困,而在既定市场价格可以下降之前,必须中止打工仔的勤奋。([1761] 1971,p. 90)

克里斯蒂尔林的观点(即在工人们愿意降低自己的名义工资之前,他们必须先遭受饥饿)显得极端。此外,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工人只在价格通缩期间要求超额工资,而不是在通胀的时候。克里斯蒂尔林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反对货币通缩。他认为,随之而来的价格通缩会有不良影响:不受欢迎的库存增加,实际债务和破产增加,税赋负担增加,信贷危机,货币升值造成的出口衰退,以及通缩预期产生的现金闲置囤积。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实际支出达不到应有水平。 克里斯蒂尔林([1761] 1971, p. 91)还指出,作为价格紧缩的结果,皇室的债务会增加。他还表示,债务人也在价格通缩中受到损失。他在债务关系和经济既得利益之间建立起联系,似乎意识到经济既得利益在价格通缩中遭受损失,否则会从货币扩张中受益。他写道,“几乎所有地主、商人、铁匠和制造商都是债务人” ([1761] 1971, p. 92)作为其观点的结果,克里斯蒂尔林喜欢稳定货币单位(瑞典克朗)的价值,并通过这样,预料到零通胀主义者或价格水平稳定论者的观点(我稍后会分析这些观点)。显然,面临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的选择,克里斯蒂尔林会选择前者。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他对通货紧缩的处理中,克里斯蒂尔林是个例外,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中与人格格不入。卓越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即使讨论通缩过程,也并不把通货紧缩当做一个问题讨论。因此,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没有说明随着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必然增加。斯密分析了劳动分工增加 或资本积累增加的优点,而没有评论可能的价格通缩的负面影响。 斯密还指出,随着商品数量增加而货币供应恒定,货币的价值增加。然而,他并未提出这一过程有任何问题。相反,他认为,因为这一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

和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对长期均衡价格感兴趣,因此,并不关心短期价格通缩。例如,在《金块的高价》(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中,他指出,任何水平的货币供应都是最优的,货币短缺根本不存在:

如果世界上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数量非常之少,又或者非常之多……它们的数量变化只会有一个影响,即会让它们交换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昂贵或者变得便宜。([1810] 2004,p. 53)

在相同的程度上,他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当交易数量因为繁荣程度和工业水平提高而增加(金块保持相同的价值,且使用货币的经济也继续不变),货币的价值会上升,因为对它的使用会增加,并会持续高于金块的价值,除非数量增加,不管是通过增加纸币,还是通过使金块铸造成金币。会出现更多商品买卖,但是以较低的价格;所以,通过传递给每笔交易更高的价值,同样的货币仍将足以应付增加的交易数量。([1816] 2004,p. 56)

在这里,李嘉图把注意力放在长期影响之上,并没有看到货币通缩或价格通缩的不良影响。对他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是中性的。此外,和斯密类似,李嘉图讨论了通缩影响的过程,而不认为有必要细致讨论它们。比如,李嘉图写到了因为国际贸易而产生的劳动分工增加引起的财富增长。在他的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案例中,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在两个国家都下跌了。 然而,李嘉图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此外,李嘉图还讨论了更为充裕的资本 和引进机器 导致经济增长的案例。李嘉图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而机器降低了生产成本,因而间接降低商品价格。 因此,他谈到价格通缩(即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没有关注现象。然而,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出于自己的经验,他后来会在特定情况下反对货币通缩。这表明,在其晚年,他至少反对价格通缩的潜在原因。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也遵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分工导致生产增长的观点(1845,p. 91),写到了通缩过程。他指出了其通缩效应:“通过在相同或更少的生产费用下使产量变得更大,劳动分工使产品变便宜。竞争很快迫使生产者把价格降低到节省影响的全部”(1845,p. 93)。萨伊显然没有把增长通缩视为一个问题。

总之,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都讨论了可能导致价格通缩的过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没有分析这是否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问题。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情况,要么他们没有看到通缩过程有任何问题,或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值得讨论。或者第二种情况,斯密、李嘉图和萨伊更关注长期“自然”均衡分析。他们分析不同的长期均衡状态,而不关注导致这些状态的动态市场过程。因此,没有讨论货币数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中间”不良影响。

《捍卫通货紧缩》:序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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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通货膨胀一直是经济学的焦点。数不清的文章、书籍和论文都写过通货膨胀的成本、收益、后果和原因。通货膨胀几乎是每一本货币理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通货紧缩却依然被人忽视。有时,通货紧缩甚至没有在货币理论教科书中被提及;而在其他时候,它仅仅在论述通货膨胀的章节里作为通货膨胀的反面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说,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通货膨胀或价格上涨比通货紧缩更为常见,至少在在20 世纪下半叶是如此(Stiglitz 1993, 652; Svensson 2000, p. 1)。正如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里对通货紧缩的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盛行于世界经济,很容易让人把通货紧缩当成纯粹的理论兴趣。”

然而,理论家们最近又重新关注起通货紧缩(Borio and Filardo 2004)。日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价格不断下降,这惊动了恐惧通货紧缩的经济学家。如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所说,因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看到过真正的物价下跌,即使一个极小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在人们看到了”(1999, p. 225)。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已开始讨论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预防这种威胁。 经济学家们还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2003年5月的会议上提出了他们的顾虑, 并其在同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一项评估通货紧缩风险的研究。 欧洲央行(ECB)的奥特玛·易欣,也在一次演讲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尽管他并没有把通货紧缩看做迫在眉睫的风险(2002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许多研究和文章煞费苦心,想找到或许能预防价格通缩的方法——如果有人拥有一台印钞机,并印出法币来抬高物价,这似乎很容易实现。然而,相比之下,对因果关系的细致分析仍然相当罕见。

因此,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话在今天仍然像它们在1933年那样成立:

不幸的是,在最需要帮助的分析物价下跌影响之处,经济理论恰恰最薄弱。物价普遍下降一直被认为是不幸的。然而现在,甚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工资率和许多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刚性有碍于公正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现在无疑是时候去彻底研究货币价格下降的影响,并分析货币价格下降与商品和服务生产增长以及普遍福利改善相矛盾这一广泛存在的想法了。该研究应包括讨论是否只有通胀论之路允许资本和生产设施逐步积累。

弗里德里希·A. 冯·哈耶克指出了一个类似的方向([1931] 1966, p. 7)。他认为价格通缩总是导致生产下降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或多或少继续持有这个错误观点。

通缩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为通货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价格通胀率放缓,经济学家们建议货币政策的预防性宽松。 这确保了通货膨胀保持在高速率。用以防止通货紧缩的通胀政策,会导致悲剧性后果,如人为的繁荣萧条周期,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不稳定和严重的再分配。为了替这些通胀政策辩护,经济学家当然必须展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须看起来对经济活动有害。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过这一任务。在此,我的意图是反其道而行之——揭示通货紧缩本身并不会伤害经济,因此,对抗通货紧缩的通胀性货币政策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成立。这或许是本书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和贡献。

在这些讨论中,常常未能对通货紧缩给出一个确切定义,也显然忽视了对通货紧缩的学术分析。正如易欣所说,“‘通货紧缩’一词常被误用为描述各种负面未来发展的笼统词组。”(2002, p. 5)然而,通货紧缩的科学定义是存在的。例如,莱德勒提供了一个常见定义(1992, p. 607):“通货紧缩是一个物价下降,货币价值上升的过程。它是通货膨胀的反面。”如今,这是在教科书中发现的最常见的定义。

米塞斯这样定义通货紧缩:

再次,通货紧缩(或限制,或收缩)表示(广意上)货币数量的减少,它不能被(广意上)货币需求的相应减少所抵消,从而客观交换价值必须增加。(1981)。

根据米塞斯,货币购买力增加,出现通货紧缩,因为(广意上)货币数量减少,而(广意上)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减少。

我们并不太考虑定义的对错,而是看它在特定研究中是否适用。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考虑对货币购买力上升的恐惧,这是一个在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中都广泛存在的顾虑。因此,我把这种货币购买力令人害怕的上升,即以货币单位计算的物价普遍下降的情况,定义为价格通缩(price deflation),或者更简洁地说,定义为通货紧缩(deflation)。我们将看到,引起价格通缩的一个原因是货币数量减少,我将其区分为货币通缩(monetary deflation)。这些定义的另一些优点是,它们简洁、并与拉丁文原意在词源学上对应。因此,“通货紧缩”一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动词flare,意思是“膨胀”(to puff),前缀“de”意思是相反。因此,“收缩”(deflate)是指向下,“通货紧缩”是指一个下降。因此,货币通缩便是货币供应下降,而价格通缩是物价的普遍下降。以此类推,货币通胀(monetary inflation)是货币供应增加,而价格通胀(price inflation)是价格普遍上涨。

由于对价格通缩的分析一直被人忽视,我会遵循米塞斯鼓舞人心的话,并分析物价下跌的影响。我特别想回答以下问题: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对经济有害吗?常有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美,价格通缩非常有害,甚至比价格通胀更有害。 我通过“想象难以想象的”(think the unthinkable)来挑战这一观点。 我认为,一个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不能声称通货紧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经济问题,或者就是坏的。有些人得到,同时另一些人失去,如同经济中每一个变化发生的那样。科学地说,人们就是不能说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的收益和亏损,会抑制或干扰经济发展。

为了发展这一观点,我会从以下着手:在第二章,我会分析关于通货紧缩的主要经济理论,并指出存在着反通缩偏见的地方。由于许多思想家都把通货紧缩视为会扰乱经济的东西,本次研究的论题相当不同寻常。由于就其成因而论,有人也许会说通货紧缩对经济有害,我会在第三章中考察一些通货紧缩的成因。在第四章中,我会分析价格通缩的后果,以判断其影响是否真的如广泛认为的那么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讨论考虑通货紧缩的后果时的一些常见错误,以及反通缩偏见的起源。本研究将以在第五章分析两起通货紧缩的历史案例而告终:1865-1896年美国的增长通缩,和1929-1933年德国的银行信贷通缩。它们将作为前面章节所做理论分析的例证。

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权衡

Mises Daily: JUNE 5, 2014 by Christopher P. Casey

熊越 译

Unemployment

任何一个阅读常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新闻稿的人,都能轻易设想耶伦主席和美联储团队在控制经济,小心地调整经济体的价格水平和就业人数。有人在警惕地监视宏观经济数据的仪表板,与此同时不断调整货币开关、加速器和其他设备,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1美联储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如果过于强烈,会反过来造成价格上涨。但是,如果货币扩张减缓,经济增长可能停滞,失业率将上升。所以这个两难问题只能用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来解决:不断调整货币增长,直到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这种错误的推理在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那里找到了实证理由。和很多凯恩斯主义产物一样,在它宣告破灭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遗留物还在主导政策。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写了《1861年至1957年英国失业与名义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2该文描述了失业率与工资水平增长之间明显的反比关系。保罗•萨缪尔森在1960年扩充了这篇文章,以价格水平代替了工资水平。随后,价格通胀和失业的水平便被联系为相反的力量:增加一个就减少另一个,反之亦然。比较美国从1948年到1960年平均物价水平一年年上升的数据和平均年度失业率,这似乎无可辩驳。3

casey 1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首次(埃德蒙•菲尔普斯也独立)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线,他提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假定,尽管在考虑价格通胀的影响之后真实工资率下降了,价格通胀却愚弄了工人,使他们接受了在“更高”工资率的雇用。一旦他们意识到“真实”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差异(傻瓜!),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率作为补偿。随着通胀增加,失业降低,但只在新的均衡达成之前存在片刻。这个简单的洞见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困扰着著名的经济虐待狂保罗•克鲁格曼:“在我读研究生时,我记得大概像这样的午餐对话;‘我就是不买……东西——这长期看不现实。’‘但这些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你怎么能肯定他们现在不是?’”4

弗里德曼的批评不乏聪明,却是不必要、无足轻重并被误导的,因为冰冷的数据远比芝加哥学说更具破坏性。菲利普斯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不仅是烟消云散,还转而呈现出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正相关:

casey 2

有鉴于此,像许多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一样,当20世纪70年代证明了高价格通胀和失业率可以共存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就应该被永远抛弃了。但现在菲利普斯曲线死而复生。克鲁格曼在2013年的文章中,引入新的数据证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根据克鲁格曼:有多少经济学家认识到,从大约1985年开始——即从里根-沃尔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开始——的数据实际上看起来很像老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克鲁格曼的这个评论是正确的,美国从1985年到2013年的数据再次表明,平均物价水平一年年的增长和平均年度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

casey 3

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像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又重新为人接受?自1985年以来,为什么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的反比关系又出现了?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它先前就已经失效的这一事实永远剥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合法性。

两个变量之间任何表面上的相关性都可能是巧合和无关的,直接是偶然的,或者由第三个或一组变量连起来的。关于价格通胀与失业,最后的解释是正确的。价格通胀与失业并非对立的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个原因影响——货币供应的扩张。

货币变多使其价值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以货币的形式相应上涨——因此出现价格通胀。货币变多也压低利率,引发不当投资(包括工人的雇用),这最终将在经济衰退中被清算(终止)——因此出现失业。虽然这两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的起源,他们显现的时间却可能相去甚远,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其他变量。

最终让菲利普斯曲线死亡的,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花招,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而是奥地利学派对价格通胀和商业周期的解释被更广泛地接受。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菲利普斯曲线促成的货币政策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午餐学术讨论转向了政府官方政策。在美联储手中,菲利普斯曲线成了武装的凯恩斯主义(weaponized Keynesianism)。

由于不合理地接受了菲利普斯曲线及其与价格通胀和经济周期相关的错误概念,美联储将永远无法以高价格通胀换取低失业率。也不能以高失业率为牺牲换取低价格通胀。但它可以,而且很可能会让两者都处于高水平。如果美联储的经济控制出现故障,那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奏效。

1.Press releas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0 April 2014.
2.William Phillips,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No. 100 (1958): 283–299.
3.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In the interest of aesthetics and clarity, years for which a negative price inflation or unemployment rate have been excluded. However, their visual exclusion does not alter the linear trendline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graphs.
4.Paul Krugman, “More Paleo-Keynesianism (Slightly Wonkish),”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The New York Times 16 December 2013.

彼得·勒文:《资本及其结构》

(本文为路德维希·拉赫曼教授的弟子彼得·勒文教授为中文版《资本及其结构》所写的前言和引介)

刘纽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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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受译者之邀撰写路德维希•M. 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中文译本的序言,我感到十分荣幸。路德维希•拉赫曼曾是我的老师,是他将我引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殿堂,启发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进行研究。拉赫曼教授是一位尽职的老师,也是一个可敬的人。尽管相对而言,他的学术贡献并非十分丰硕,但作为学者他见解深刻、学识惊人。他的个人学术网络遍及世界,这也令人印象深刻。

拉赫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之时,得以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事,他从那时开始涉足资本理论。为了使英语读者能更好理解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哈耶克本人在积极研究资本理论,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对于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颇有挑衅意味的研究中的缺陷非常必要。也正是从哈耶克的研究中,拉赫曼得到灵感并发展出自己的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把哈耶克的研究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拉赫曼就资本理论发表了许多论文,而这本书就正是这些成果最为成熟的结晶。

也许在拉赫曼的图景 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预期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他同意凯恩斯预期很重要的说法,但强烈认为凯恩斯没有充分说明它们,特别是在他的投资理论里面更是如此。凯恩斯和其它所有理论家都倾向于忽略资本品的异质性本质,并将资本视为同质的存量,而非互补项目——一些比另一些更具可替代性——的结构。他也正是主要基于这一见解建立了自己的资本理论。

在本书首次出版的1956年,凯恩斯革命正当其时,而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则业已消退。拉赫曼离开了英国远赴南非。因此,本书一开始反响平平,几乎被人忽略。然而,到1978年本书再版之时,奥地利学派之星已再度升起。哈耶克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也再度兴起。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奥地利学派研究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更是在全世界都欣欣向荣。这本书现在则被视为其中的经典。

路德维希•拉赫曼将会很高兴现在有新读者能够阅读到他的著作。我也同样高兴。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4年9月
彼得•勒文

中文版引介

尽管拉赫曼确实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Austrian Economist)”,但他是在德国而非奥地利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他在20多岁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发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进而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结缘并且为之着迷。(他第一次与米塞斯见面是在1932年)。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研究、致力推动、理解并欣赏奥地利学派之上。(Mittermaier 1992 ; also Grinder 1977b)

1933年,完成了早期教育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玛格)一起离开德国来到了英国。他因而避开了纳粹党的崛起,因为作为犹太人,他本会成为种族灭绝的目标。他在英国无法找到一个学术职位,因此,尽管他已经在柏林获得过一个博士学位,他还是决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哈耶克的学生(Mittermaier 1992: 9)。这将他和莱昂内尔•罗宾斯、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巴•勒纳、乔治•沙克尔等学者一道,置于了充满活力的新“哈耶克主义”经济学派的正中心,这也正是哈耶克主义者和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急速升级的论战中心。他当时已经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有了好感。

因此,拉赫曼对资本理论的兴趣产生于这些话题争端,它们关乎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源自米塞斯、源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基石)。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源于卡尔•门格尔(1871),是奥地利学派当时最著名的贡献,这主要归功于欧根•冯•庞巴维克对这个问题的广泛研究。庞巴维克的研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1959,原本在1884-1912年期间出版的三卷本)。在他对经济周期富有影响力的研究里,(1933,1955)哈耶克曾参考并利用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工作,都在致力于详细阐述这个理论,并使它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人接受(尤其是英语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其中一些收录在了哈耶克1939),并最终在《资本的纯理论》(1941)达到顶点。正是这些著作对拉赫曼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并对他形成随后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以及他在本书中如此持久地专注于预期这个话题产生了至关紧要的影响。

拉赫曼曾有一段时间困惑于人们的预期对他们行动的影响,并感到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1935)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33)里,以及他与凯恩斯在凯恩斯出版《货币论》(1930)之后的争论里,都疏于足够强调预期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作用,以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反驳。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出版之后,哈耶克阅读了这本书,他惊讶地发现凯恩斯广泛地处理了预期。拉赫曼由此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对预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预期的主观主义含义则成为了激励他余生研究的主题,以及其资本研究中的亮点。

他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继续,并与他对预期的研究结合起来(Lachmann 1937, 1938, 1939, 1941, 1943, 1944, 1945, 1947, 1948)。这项研究始于哈耶克-凯恩斯论战的背景,以及大萧条的冲击,伴随着拉赫曼对于“继发萧条”本质的探索,但在之后发展完成超越。它最终在许久之后的1956年,在这本《资本及其结构》里达到了顶峰(Lachmann 1978 [1956]),而当时他已在远方,且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在凯恩斯革命的凯旋之下已消失殆尽。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无疑在精神上继承了哈耶克。然而,它也与庞巴维克的研究紧密相连,拉赫曼以一种适应现代真实世界生产情景的形式,仔细而批判性地重构了庞巴维克的洞见。他的方法反映了他看到的资本、知识和预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需要明确表达出来以完满回应凯恩斯主义挑战之事物的含义。

拉赫曼在下面的著名引述中解释道:

经济学家离不开通用的资本概念,在物质对象中这概念没有可度量的对应; 它反映的是企业家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啤酒桶和鼓风炉,港湾设施和酒店房间里的家具,它们成为资本的原因不在于它们的物理特性,而在于他们的经济功能。某物是资本的原因在于市场(也就是企业家的共同认识)认为他具有产生收入的能力。……(然而)社会中使用的资本存量并非呈现以一副混沌的图景。它的安排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些秩序在其中。(Lachmann 1978:[page number])

资本存量的价值依赖于个人预期和评值,它不是一个可以客观观察到的现象。只有在均衡条件下,此时所有个体的预期都相互一致,这样的价值才有一些意义。因此,他提供了一套资本结构理论而非资本存量理论,并强调了资本的异质性。资本品在物理上形态各异的这一事实很重要,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均衡(disequilibrium) 。要是不同资本品的价值可以简单累加起来,那么物理上的异质性就能归约到价值的同质性上去。不均衡意味着个体有着不一样且经常不一致的预期,所以我们不能将个人的评值简单累加起来。这就意味着资本存量的整体度量是不连贯的,并且不能被认为指示着经济体中生产性资本的客观价值。

拉赫曼认为,尽管资本存量是异质的,且不能被有意义地加总,然而它并不是无定形(amorphous)或者无意义的。资本存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参与了一个又一个实际关系,因为它们共同执行着某些特定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资本组合中。如果我们理解资本组合的逻辑,我们就能赋予资本结构以意义,并且由此我们就能够设计恰当的经济政策,或者更重要地,避免不当的政策。

理解资本组合需要理解互补性和替代性的概念。这些概念适应于这样的世界:感知价格即为真实(非均衡)价格,(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反映了不一致的预期),而发生变化会引起长期而可见的调整。如果资本品协同一起在为一个给定的生产计划发挥着作用,它们就是互补的。一个生产计划由一套给定目标的事务来定义,对于它们来说产品就是手段。只要这个计划顺利完成,所有产品便都是相互互补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互补关系可能会非常复杂,而无疑它们会涉及到生产和销售的各个阶段。

在一个生产计划(部分或整体)失败时,会发生替代。当计划的部分元素失效,人们就必须寻求应急的调整。因此我们就必须用一些资源来代替另外一些。举个例子,备件或额外库存的作用。因此,互补性和替代性是世界中不同状态的属性。同一个物品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是互补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替代品。替代性只有在一系列应急事件能够显现时才能衡量其程度。可能会出现某些事件,比如说巨大的技术变革,没有预料到的话就会使某些生产计划变得毫无价值。与之关联的资源将不得不整合到另外的生产计划里,或者干脆报废——因为它们可能一直无法被利用起来。这是经济过程的自然结果,它主要由试错发现新的、更好的产出和生产技术来驱动。面对变化,决定任何资本品命运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放进别的资本组合,而不损失其价值。资本品发生重组。那些完全失去价值的就会被抛弃。也就是说,资本品虽然是异质而多样的,但它们却常常能执行许多不同的经济功能。

拉赫曼以互补性和替代性为据的资本分析,与投资理论(他指出正是投资理论必须暗含一个资本理论),并尤为与凯恩斯的边际效率概念(这一概念缺乏对这种理论的承认)联系紧密。在他看来,投资增长对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现有资本结构的形状及其与新投资的互补程度。

本书与拉赫曼的导师及同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之间的关系颇为有趣。在被问及他的《资本的纯理论》时,哈耶克曾这样评论,“我认为从我的研究中得到的最有用的结论,其实在拉赫曼关于资本的书里”,并且他认为拉赫曼所说的可能就是全部能说的( what Lachmann said is perhaps as much as could be said)。哈耶克继续说:“和许多其它我自己在经济学中的尝试一样,我恐怕,这部资本理论的著作更多显示出的是一种阻碍,对我曾强调的东西——总体来说就是现象的复杂性、数据的不可知性等等——它确确实实更多指出了我们可能获得的知识的局限性,而不是如何可能去做出特定的预测。” (引用自Kresge和Wenar 1994:142).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正如在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中所展示的那样,声名远扬且为沿奥地利学派传统研究的学者所尊崇。然而第七章却有些例外。它包含着谜团,即拉赫曼所推荐的政策看起来与他对动态经济体中的资本的观点不是很协调。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章,而一些人则试图去解释它。中国的读者现在可以就这场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资本的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资本及其结构》这本著作有着惊人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它被译成中文值得庆祝。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4年9月
彼得•勒文

参考文献:

Böhm-Bawerk, Eugen, von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in 1), South Holland: Libertarian Press.
Grinder, W. E. (1977a),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 the Market Economy, Kansas City: Sheed, Adrews and McMeel
Grinder, W. E. (1977b), ‘In Pursuit of the Subjective Paradigm’ in Walter E. Grinder (ed.) (1977a), 3-24.
Hayek, F.A. (1933),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London: Jonathan Cape.
Hayek, F.A. (1935),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A.(1939),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Routledge.
Hayek, F.A.(1941),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ynes, John Maynard (1930), A Treatise on Money, Cambridge, Macmillan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ambridge, Macmillan
Kresge, S. and Wenar, L. (eds.), (1994)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chmann, L. M. (1937) ‘Uncertainty and Liquidity Preference’ Economica 4 (August) 295-308;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29-41.
Lachmann, L.M. (1938) ‘Investment and Costs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8, September: 469–481;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42–56.
Lachmann, L, M. (1939) ‘On Crisis and Adjust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1 62–68;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76–90.
Lachmann, L, M. (1941) ‘On the Measurement of Capital,’ Economica 8, May: 367–377;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91–106.
Lachmann, L. M. (1943),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 Economica 10; reprinted in Grinder, W. E. (ed.), (1977), 65-80.
Lachmann, L, M. (1944) ‘Finance Capitalism,’ Economica 11, November: 64–73;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ed.), (1994), 107–123.
Lachmann, L. M. (1945) ‘A Note on the Elasticity of Expectations’ Economica 8 (November) 248 -253;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124-130.
Lachmann, L, M. (1947)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ion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Economica 14, 108–119.
Lachmann, L. M. (1948) ‘Investment Repercus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3, November: 697–713;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131–146.
Lachmann, L. M.(1978) [1956]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Chinese edition, 201-].
Lavoie, D. (ed.) (1994),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 Essays in Economics by Ludwig Lachman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enger C. (187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F. Hosel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Mittermaier, K. H. M. (1992), ‘Ludwig Lachmann (1906–1990) A biographical sketch’,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60 (1), 7-25.

《资本及其结构》一书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敬敬:资本家与企业家

(本文根据王敬敬2015年1月1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西学经典品读班微信群的演讲整理。)

熊越:天则西学经典班的各位学友晚上好。很荣幸能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讲座。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王敬敬,她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美国密苏里大学在读博士生,师从米塞斯研究院执行总监Peter Klein教授,同时她也曾是米塞斯研究院的Summer Fellow。研究方向是组织和企业家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合译有《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这本书刚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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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敬在国际奥派圈是小有名气的,我在西班牙的同学和学长们几乎都知道她。不光是因为米塞斯研究院经常拿她做广告模特,这是米塞斯研究院去年底的筹款信,用的就是敬敬听课的照片,还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者,这是敬敬在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上的文章:http://mises.org/profile/jingjing-wang。

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讲座题目是《资本家与企业家》。这是Peter Klein教授一本书的名字。敬敬今天的讲座会有这本书中的内容,但不主要报告这本书,主要还是报告她自己所学的东西。下面我们有请敬敬。

王敬敬:熊越已经介绍的够齐全了,比我了解的王敬敬都详细。

各位企业家和老师大家好,我是王敬敬,现在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四年级的学生,我的研究方向是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Theory,尤其是Entrepreneurship这个词,之所以我没有说成汉语,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国内翻译成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等等。然后,在这个今天的讲座中,我主要想讲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我的自我介绍基本上就这几句话,由于熊越在刚开始的时候希望我能做一个更全面的自我介绍,所以,我也临时准备了一下,介绍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我本科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读书,然后在读书的过程中,比较巧合地接触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之所以说比较巧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管理学的过程中,自己慢慢的对专业课的学习失去了兴趣,于是我就到周边的北大经济CCER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去蹭课听课。然后我在CCER听课的时候听到了周其仁老师讲的中国经济专题,还有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周其仁老师的课上了解了哈耶克的研究,然后对更多的米塞斯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去看的书。

我硕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的,具体的专业方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当时也是因为上周其仁老师的课,我开始对这个研究方向感兴趣,也算是实现了从管理学到经济学专业上的一个转型。尤其是当我介绍自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误认为我是冯兴元老师的学生,这一点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其实,我真正的去深入的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书,主要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开始看的。当时我上了制度经济学原著选读这门课,这门课我一连上了三年,其中这门课上包括了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书,当然也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关于诺斯、科斯等人的书,也包括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著作。

随着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了解和深入,我在申请读博的过程中,申请的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是奥地利学派友好的学校。我当时在申请密苏里大学的时候,主要就是冲着我的导师Peter Klein去的,因为一方面他个人的研究方向,结合了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还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跟我个人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上的背景非常吻合,然后他所研究的方向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方向。我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Peter Klein作为我的导师。

当然Peter Klein作为导师,更好地帮助了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学习,然后一方面Peter Klein像米塞斯一样,在密苏里大学有自己的小型读书小组,我们每隔一周在他们家的大house里读一些经典的书,或者是经典的论文,讨论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不同学者对具体问题的详细讨论。

在密苏里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我也非常荣幸和有机会申请到了米塞斯研究所关于Mises University,Rothbard Graduate Seminar,Mises Summer Fellow等各种各样不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机会,同时也参加了AERC (Austrian Economics Research Conference)的年会,从而我对这个领域有了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吧!

同时,熊越已经介绍得非常详细了,他唯一忽略的一点就是说,除了在米塞斯研究所的各种经历,我现在乔治·梅森大学也作为亚当·斯密研究员,大家知道乔治·梅森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校。

做了这么多的自我介绍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书归正传,回到我们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讨论的这个问题上。

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交流我自己关于企业家研究的一些收获和体会,但是呢,在各位企业家面前讲这个问题我觉的有些班门弄斧,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鼓起勇气来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由Peter Klein编写、谷兴志老师翻译的《资本家与企业家》一书,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和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计算和企业家理论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去理解企业的存在、企业的边界和企业内部治理等问题。
IMG_2410_副本

同时,这本书还涉及到了奥地利学派内部各个不同的学者对于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还有奥地利学派内部的各位学者们对企业家研究各种不同讨论还有争论,由于这本书涉及的内容非常非常广泛,远远超越了我在一个小时之内能把它讲清楚的能力。如果大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非常愿意在私下里解答和各位讨论。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下我对企业家和企业理论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体会和总结。第一个方面是企业家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定义涉及到我们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企业家的功能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方面,想简单介绍一下管理学和经济学对于企业家和企业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差异和不同。

第三个方面,主要想分析一下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于企业家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尤其是关注熊彼特、科兹纳、奈特、Peter Klein本人还有米塞斯等人在企业家研究上观点的异同。

在这个问题讨论的同时,也会结合去讨论企业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试图去分析为什么有的学者把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功能合二为一,有的学者把二者之间的功能分开,关于哪个学者或哪个研究学派的理论最有说服力,还由在座的各位来定夺。

最后,我想简单讨论一下企业家要不要听企业家理论研究学者的讲座。这一点来说对于我,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但是对于各位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讨论一下上面提到的不同的几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定义。

微信群里的各位,除了几位老师外都把自己称之为企业家,之所以这么称呼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合伙人之一。

但是企业家这个概念,还有这个词本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学者对于企业家怎么定义,企业家是一个人还是一种功能,都存在着特别特别多的争议。所以,对企业家这个词概念的界定,还有企业家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和才能,就有着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首先,企业家这个概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家这个词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它自己的含义特别特别的简单。这个词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时期,它主要就指的是一个人能够积极的把事情干好就可以了。

到了十六世纪左右,这个词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主要指一些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或者财富为代价,从事暴力活动的各种人,包括战争,篡权等活动的参与人。

到了十七世纪以后,企业家主要指的是承担风险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承担风险的人都叫做企业家。同时企业家这个词,与产品的制造者和商人也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企业家更多指的是一个相对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群体,他们承担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通常为皇帝或者是准公共部门建造房屋,或者是为军队提供补给,这时候企业家往往指的是一个人与政府部门签订了一个合同,并为其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这里的企业家往往是一个合同的签订者,他们的收益是确定的,提供某项服务,无论是皇帝或者是相关部门给他们一个确定的收益,但是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成本和利润损失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和概念下,有些参加教堂建设的牧师或者建筑师都是企业家。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有一学派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是各种合约的组合,企业家只是各种合约参与者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从这个角度有着比较深厚的思想渊源的。

随着大型工程建设中,越来越多的需要体现一个参与者技术和管理上的才能,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技术水平等的研究得到了更多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领导力和专业水平逐渐的成为了企业家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

直到坎蒂隆开始,他才慢慢的把企业家看做是承担风险的人,这种风险指的是从事任何一种事业,或者是参与各种各样的组织,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包括公共建设也包括农业和建筑等各个方面。

真正把企业家理论发扬光大的是熊彼特,对于他个人而言,企业家指的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个体,而更多的指的是一项功能。当一个人能够创新的时候,他就是企业家,当他不再具有创新能力的时候,尽管他仍然是企业的创始人,他就和普通的管理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不再是企业家。所以,对于熊彼特来讲,他更多是通过创新的功能来界定企业家的。

而把企业家看做一种功能的,还包括奈特、科兹纳和舒尔茨等人。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讨论到奈特和科兹纳,关于奈特,他认为企业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环境下的一个决策,而利润是对企业家功能的报偿。

对于奈特而言,他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区别。风险是管理者通过经验就能解决的,或是通过保险就能规避掉的;而不确定性却意味着对于未来发生什么,发生的概率都是未知的。企业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创立企业、调整企业的结构和边界等方式,来应对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相比而言,科兹纳更强调企业家alertness的功能,这个词被朱海就老师等人翻译成了警觉,而科兹纳《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书,也被刘业进老师翻译成了中文(感谢Tyler后来更正),也欢迎大家去购买这本书。

对于科兹纳来讲,他强调企业家警觉的功能,主要是强调企业家通过发现经济体中别的企业家未曾发现的利润机会,如果一个投机者一样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从而使得整个经济体如何能够从非均衡走向均衡,而对于科兹纳来说,他并不是特别的关注企业家和企业之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另外,Entrepreneurship这个词还被翻译成自我经营,就是说除了翻译成企业家才能、创业以外,它还被翻译成自我经营。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什么因素影响一个人是自我经营还是被别人雇佣,与企业本身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把关于企业家的定义,还有Entrepreneurship本身,关于企业家才能方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总结,下面我简单的提一下关于资本家这个词的概念。

资本家这个词的涵义的界定和演变,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研究,我主要采纳的关于资本家的定义,是资本家能够提前支付给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人的工资,从而资本家才能换取关于资本品和最终产品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而资本家同时也需要在承担未来收益的一个不确定性。

在讲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于企业家研究的差异之前,我想先穿插讲一点,关于管理学和经济学对于企业家和企业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一个差异。

我初步并没有打算将管理学和经济学对企业和企业家研究的差异进行讲解和讨论,但是我看到这个群里有人提到了西蒙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所以我想特别简单的提一下二者之间的区别。

无论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其实对企业家才能的研究都是近十多年来的事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管理学中其实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强调企业家这个角色,而更多强调的是,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管理学主要强调在组织中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真实的个体,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与经济学中所假设的经济人在决策上的差异和不同。管理学的研究更加关注分析个体,而并非关注企业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近几年来开始,企业家的角色在管理学中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也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去关注,影响企业家决策的个体特征和外界的一些因素,而企业与企业家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现象。

在经济学中由于均衡的分析框架,企业家其实很难出现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即使是企业家的角色出现了,更多的也往往是去分析企业家行为的结果,比如说市场均衡,还有创新等等。这样,企业家的才能或者功能本身出现的,往往是为了去解释其它的经济现象,因而企业家本身和企业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重视。

而我接下来主要讲的,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讨论,经济学是如何去分析企业家的,我主要是从功能的视角去讨论企业家,而不涉及企业家作为一个职业,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成为企业家,也不涉及去讲企业家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创立了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哪些不同?

下面我们就回到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上,经济学中对于企业家研究的主要的不同学派,我主要想讲三个,一个是熊彼特,一个是科兹纳,还有一个是奈特-米塞斯-Peter Klein等人。

就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熊彼特主要是通过创新的角度,来去定义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他把创新定义为各种新的组合,包括新产品的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发现新的市场,或者是发现新要素的来源,或者是不同的组合等等,从而通过这种创新活动,使一个经济体能够突破原来的均衡。而熊彼特也往往是通过企业家的决策和行为来解释经济的变迁过程。从而,熊彼特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破坏性创兴来总结企业家的这种创新活动。

在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活动与均衡之间的关系,企业家所从事的活动是使得一个经济体去实现均衡,还是突破均衡。在这一点上,熊彼特与大多数关于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功能的研究者都有着重要的不同。

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去解释经济变迁,由于熊彼特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信念的持有者学者,所以他相信企业家的功能是使一个经济体从均衡走向非均衡。而其他大多数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使一个经济体逐步走向均衡。

在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上,熊彼特也做了比较仔细的一个区分,熊彼特是把企业家和资本家严格分开的。

对于熊彼特而言,虽然企业家可以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所有者,但是他更可能的是一个独立的合同签订者。就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是熊彼特定义下的企业家,他的主要的行为是创新——实施各种新的组合。一旦他不能够创新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对于熊彼特而言,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同时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才能也是独具特色的,他认为,企业家才能本身与具体的环境无关,同时企业的特征也不会影响其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比较有意思的是,去关注为什么熊彼特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罗斯巴德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析。熊彼特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主要是因为,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熊彼特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者,因为他相信经济体最本质的一点,就是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而发生这样的改变主要是需要,通过要么是经济体中个体偏好的改变,技术的改变,或是资源的积累的改变。对于熊彼特来讲,他选择的突破点是技术上的改变,他通过技术上的创新来解释企业家的才能。而这个过程中,由于他选择的基础是均衡,所以在这个均衡的环境下,就没有多余的资本供熊彼特的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但是,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资本来源到底是哪里呢,如果不能来自于一个内部均衡经济体钟,那就只好来自于外界的冲击。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具体讨论这部分。

这个就是熊彼特通过创新来界定企业家功能的一个基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介绍关于科兹纳对于企业家警觉功能的一个分析。科兹纳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同时,科兹纳对于警觉方向解释企业家的功能,在管理学中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科兹纳本人企业家和市场过程的书,还有他关于企业家功能的解释,也成为了管理学对于企业家分析的理论基础。

对于科兹纳来讲,他认为一个企业家最根本的功能,或者是才能,就是发现别的企业家没有发现的利润机会。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够警觉的发现别的企业家所关注不到的利润机会。比如说他能够关注到一个产品在别的地方可能卖的价钱更高,他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处于一个不均衡的状态,发现了这样的机会,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样的行为使得经济体不断的走向均衡。所以,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活动主要是在非均衡的状态下来进行的,而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也往往是更多的强调于警觉,他不强调于创新。

科兹纳与熊彼特非常相近的一点,就是科兹纳的企业家其实也不需要拥有资本,其实科兹纳更想强调的就是企业家警觉的功能,它去发现别的企业家没有发现的利润机会,而他之所以不拥有资本,不强调企业家的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实与他关注的问题有关。他主要是关注企业家通过识别别人未发现的机会,从而怎么使经济体走向均衡。而并不关注企业家在发现机会以后具体做了什么。所以,科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和企业之间也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它与其他分支的经济学分析,比如说分析创新,还有企业理论的关系都是比较微弱的,所以科兹纳概念下的企业家,在经济学上没有大量的应用研究,但是在管理学中却是被广泛的引用。

对于科兹纳的企业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为什么科兹纳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现有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答。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其实就是,科兹纳对于均衡的解释给出了与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他更多的强调于只要市场上存在于没有被别的企业家发现的机会,这样的市场就处于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在这一点,其实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关于均衡的界定是不一致的。关于是不是存在于别人没有发现的机会,其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在已经发生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不确定性分析,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科兹纳的经济学分析中没有真正的不确定性,他的企业家的行为也并非发生发生在一个真正的非均衡的经济体中,而是在一个均衡的状况下。所以,他的企业家可能就不再需要资本。

关于科兹纳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很多学者都认为,其中也包括阿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认为科兹纳是奥地利学派中唯一一个对于企业家理论有着原创性贡献的学者。但是还有第三个分支的研究,主要是沿着奈特和米塞斯的研究,由Klein (和Foss)所推动的。

关于奈特、米塞斯和Klein等人所关注的企业家的功能,他们把这个功能称之为judgment角度的一个企业家才能的认识,关于judgment本身,它的意思主要讲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企业家所做出来的决策,而judgment本身所面对的环境,就是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未知的,当然这些不同的情况的概率也是不知道的。

既然企业家需要通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做出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其实更多的主要就是创立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或者调整组织的结构和边界等,从而通过企业这种形式来承担不确定性,所以对于奈特、米塞斯还有Klein等人,其实企业家功能或者是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理论本身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所强调的judgment,其实与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是否大胆,与企业家是否警觉,和企业家才能都是所不同的。他们所关注的企业家才能其实不仅包括在对未来环境不确定性判断后创立新的企业,也包括经营现在已有的企业,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企业家活动是在均衡条件下,还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本身并不是强调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概念。

所以,对他们来说,由于企业家对未来判断后需要有决策,这就一定涉及到了资本,对于他们来说,企业家和资本家其实是一体的,这也就是Klein所编写的那本书的题目,叫做《资本家与企业家》。企业家尤其是对于米塞斯理解市场环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根据现在的各种要素的价格来做出生产计划,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未来消费产品的不确定性。

从这一点上,这个方向对企业家的研究与科兹纳对于企业家的研究本质上是不同的,尤其是对Klein来说,他对科兹纳的研究有着比较多的批评,他认为其实机会本身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单位。因为是不是一个机会是由未来的结果所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Klein是沿着米塞斯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去进行的,更多的关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市场。同时,Joe Salerno在这个方向上也做出了一篇文献上的总结,他比较有意思的说是,机会这个词到底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一个企业家所想象的?Klein更倾向于认为,其实机会更多的是企业家对于未来的环境的判断以后,所做出来的自己的一个想象。到底是不是机会,企业家看到的现在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未来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基本上从熊彼特、科兹纳还有Klein等人,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三个不同的学派对于企业家才能的认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澄清。

最后一点是想讨论一下,各位企业家要不要听像我这样的研究企业家理论的学者对于这个方向的研究体会和认识。

尤其是,对于熊彼特,企业家才能引起的是技术的变革和经济的增长;对于科兹纳来说,它更多的是想解释市场出清。这些方向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理论的研究,对于哪些人可能成为企业家,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或者是警觉能力,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指导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这两个方向关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对企业家实践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即使是Klein本人的研究,也是更多的关注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一个决策行为。企业家们对于过去的分析其实都是相似或一致的,但是每个企业家对未来的判断和决策也是不同的。如何去培养这种能力,其实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者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综合上来说,现有的企业家理论,对于如何去指导企业实践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唯一可能有所帮助的就是说,在管理学中涉及到的如何组织和管理资源,一个企业如何获得新资源,机会是如何识别、评价并进一步去深入挖掘等方面,或许还有些作用。所以,各位企业家在听我讲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时候,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而企业家更多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尽量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对于企业实践的建议和指导保持足够的警惕。

如果一个学者真正的能够判断未来的不确定性,并认为自己能获利的话,更多的可能就去从事企业的经营活动,而不进行企业家理论的研究了。所以对各位企业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更多的要先相信自己对市场判断的一个直觉,对于各位学者对于的建议要保持十分十分地警惕。这样的建议对我来说,可能我就忽略掉了自己对于实践研究的一个作用和意义,但是对于各位企业家来说是一个比较诚恳的建议。

最后,如果大家继续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购买由Peter Klein编写,谷兴志老师翻译的《资本家与企业家》一书,这本书即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购买由李杨、我、还有董子云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这本书已经在亚马逊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天猫店有售。《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这本书也涵盖了很多关于企业家的讨论,我今天所分享的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

现在欢迎各位老师点评。

熊越:感谢敬敬。敬敬今天给我们讲了企业家的不同定义,管理学和经济学中企业家的差异,比较了熊彼特、科兹纳和米塞斯、奈特、Peter Klein意义上的Entrepreneurship,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企业家要不要听企业家才能研究者的讲座?

我帮敬敬更正一点,她刚才说科兹纳那本书是刘业进老师翻译的,不是朱海就老师。

王敬敬: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我看到的应该是朱海就老师关于那本书写的书评。

熊越:还要帮敬敬补充一点,就是敬敬讲到了五个人,熊彼特、科兹纳、米塞斯、奈特和Peter Klein本人,同时她说只有三个流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Peter Klein认为奈特和米塞斯关于企业家的观点非常接近,而自己也是遵循的这一派别,所以是三个流派。

下面请朱海就老师点评。

朱海就:好的,非常感谢敬敬的报告,我导师和她导师是朋友。报告非常精彩,对企业家的介绍,我觉得是非常全面了。

我首先说一下我理解的企业家跟资本家,资本家某种意义上他肯定也是企业家,因为他要决定如何投资资本,他肯定需要一个判断,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重合的关系。

有没有那种纯粹的企业家,就是说没有资本的企业家,就是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家,好像Foss他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般现实当中,企业家一般都是有资本的人,很少有没有资本的企业家,他要用他这个资本去赌一把。

敬敬在这个报告里面也讲到了一个,为什么在以前研究的时候,企业家都不需要资本这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资本的问题,那么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以前的熊彼特也好,科兹纳也好,他们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研究的,关注的是市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而不是从这个制度啊,组织啊这方面来考虑的。

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组织这个意义上的市场,而不是均衡、非均衡那个意义上的市场,他们关注的点不一样,米塞斯也好,后面的Peter Klein也好,他们其实是把企业家跟制度、组织问题连在一起了,而且也是把市场理解成了一个制度、组织的概念,熊彼特和科兹纳,特别是熊彼特,把市场理解为一个均衡、非均衡的概念,这个就跟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接近一点。

管理学主要侧重于对企业家个体行为的研究,对真实的企业家的研究,那么就跟经济学差别就更加大一点。

还有一个拉赫曼,我想补充一点,拉赫曼特别强调对机会的想象。我非常同意敬敬的说法,科兹纳他是没有真正的不确定性的,他假设机会已经存在在那里,只要去警觉到它,发现到它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机会是要企业家去判断的,这样才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有判断的话,就必然存在一个决策,当然也会有风险。

那么企业家的利润就是来自于是不是判断准确,如果判断准确那么他就有利润,如果判断错误他就没有利润。所以利润并不是来自于风险的承担,风险是一种成本的概念,是一种客观的成本,不是利润的来源。判断才是利润的来源。

所以企业家才能它是没有机会成本的,它不是一个成本概念,所以它是没有价格的,不是生产要素。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怎么给企业家定价?企业家是没法在市场上购买的,企业家才能没法在市场购买,因为它本身是配制其他生产要素的,所以企业家才能的价值只能通过他的企业,他所做的事业去衡量他的价值。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米塞斯讲的企业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意志力,这一点容易被很多人忽视。我们已经讲到判断、发现、警觉、创新,但是没有注意到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米塞斯就讲的,企业家离不开意志力,就willingness,非常关键。

根据米塞斯的说法,广义的企业家,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有主观目的,同时有意志力去实现它的就是企业家。这样的人,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有企业家才能。如果缺少这其中一个,我觉得都不能构成企业家。所以它跟做什么没有关系。

我是特别赞同把企业家理解成一种判断、决策意义上的企业家,我觉得这是非常延续或者说应用米塞斯那种人的行动的理论,好像Peter Klein他们合作了一本书,牛津大学,判断视角的企业家什么的,书名我忘了,这本书好像很重要,争取有机会把它翻译出来吧。我先补充到这里,下面把话筒交给兴元。

熊越:这本书是Organizing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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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对。

王敬敬:也曾经翻译过一点,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熊越:这本书是朱老师的导师和王敬敬的导师合著的,接下来你们可以合译。

朱海就:好啊。

王敬敬:相对于《资本家与企业家》那本书来说,我更喜欢这本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

朱海就:作为均衡功能的企业家不需要资本。

毛寿龙:企业家的研究是经验的,和理论的。企业家的实践是个人的,主观的,包含灵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往往说说不清楚道不明的。所以,研究者所把握的企业家,总是其中的一点点,甚至没有。

冯兴元:谢谢两位。你们能听见没有,现在我开始讲了啊!感谢敬敬,感谢海就的发言,两位都讲得很好,都是研究企业家的。我和业进都翻译了科兹纳的书,我翻译的是《市场过程的含义》,业进翻译的是《竞争与企业家》。

那么,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企业家,实际上Klein他是把所有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熊彼特这个半个奥派学者,他们的企业家理论都进行了综合。
比如说,Klein在书里边指出来,他说,企业理论中最有趣的问题是企业职能和资本家的交叉。事实上,正如米塞斯所说,市场经济背后的驱动力是特定类型的企业家,即所谓的“资本家-企业家”,他们甘愿用自己的货币资本去冒险,预测未来、承受不确定性、赚取收益。而且我们将会讨论到,企业家几乎都是资本家,资本家也总会是企业家。

敬敬对企业家、资本家,尤其是企业家的定义做了很多的界定,从各方面的,从各个学者的角度,实际上经典的区分,刚才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就是熊彼特他是从一个低水平的循环流转,转向一个高水平的循环流转,这两者都是所谓的均衡状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走向高水平的均衡状态。从低水平走向高水平的循环流转,他是通过企业家来完成的,就是创新。

敬敬她归纳的很清楚,就是说,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就是,如果你没有创新能力了,你就不是企业家,那么熊彼特就是很明确他是集中在创新这一个功能上来定义企业家。但是创新本来是作为新的要素组合来替代旧的组合,或者叫做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它应该是很动态的,是吧?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里边有创新,有创新以后它还涉及到模仿。

那么熊彼特强调的是创新,但是他为了分析方便,或者由于他这个分析的局限性,他是讲的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

哈耶克在1937年以后,实现了他的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那么他就更强调知识的使用在社会中的作用,知识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知识在价格机制、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知识在竞争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

哈耶克他本身没有强调企业家才能或者企业家这个概念,Klein在网上的一篇短评里也提到过,哈耶克他虽然不专门强调企业家才能或者企业家这个词,但是在《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里边你可以看到,他无时无刻的都在关注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比如说,他强调,让竞争在竞争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来起主导作用。

他又强调竞争作为一个发现程序,发现各种知识、制度,发现各种机会。很多知识就是在竞争当中才创造的、发现的和利用的。竞争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尽管哈耶克并不直接强调企业家精神跟企业家,他强调的是财富的创造,在竞争的过程中,财富的创造有极大的可能。哈耶克在1937年转向知识论以后,他是不强调最大化这个范式的。

在37年以后,哈耶克渐渐抛弃了均衡范式,慢慢就不再强调最大化范式,让竞争过程发挥作用,让竞争作为发现程序,要让竞争规约计划,要为自由计划,使得这个财富创造能够得到极大的创造,如果引用张五常先生的话就是,避免租值耗散。那么,当中能够创造的这个财富跟这个这个利润的价值啊!由于市场受到管制,竞争受到管制,那么这个你能创造的这些好处,就租值啊就会耗散掉。

这些租值本身是企业家可以获得的。所以哈耶克又强调,这是就说,在竞争过程当中,市场过程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个体所拥有,涉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所谓分散知识,或者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

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机制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它也是跟利用这个分散知识,跟局部知识有关系的,价格机制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那么哈耶克的知识论和发现论、竞争理论实际上是科兹纳做了一些继承。

讲科兹纳之前,我还要讲一下哈耶克他对企业家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出贡献的,比如说,在《自由宪章》里讲税制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单一税率,就是比例税率制度本身,个人所得税的话啊,富人就多交税,穷人就少交税。

由于这个党派竞争,就强调比如说要高累进税,高收入阶层他会合理的或者合法的避税,甚至逃税,那么实际上你征不到多少的,对最高的边际税率,比如说百分之五十以上,只要十万美元以上你就是要百分之六十,里根总统那时候有段时间甚至是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

一块钱里面要征八十五美分的税收这个状态下的话,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起了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哈耶克最后做了一个妥协就是说,如果是低累进税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绝对不能有高累进税。怎么发挥自由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他是很关注的。

哈耶克实际上对企业家也是有一些说法的,比如说在《自由宪章》里边雇用这个章节他专门就讲到了,劳动者跟企业家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承担的风险不一样。劳动者他对某一些类别的自由选择权是不重视的,但是对企业家来说,那些类型的自由选择权可能是最最关键的。所以哈耶克他并不是不强调企业家精神,但是你要直接从里面要找到企业家的字眼,然后去解读哈耶克,那是不容易的。

科兹纳,刚才敬敬和海就都讲到了,我曾经为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归纳了科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的理论。

科兹纳他强调企业家的发现,至于发现,当然就跟哈耶克的知识论挂钩了。首先对这个利润机会包括风险的警觉,警觉到以后,就发现了这个机会,就要要冒风险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可能的利润。

科兹纳也强调,企业家过程一定也会有犯错,但是它这个试错的过程。

科兹纳更强调的是均衡化,就是市场过程趋向于均衡,但是永远走不到均衡。由于这个环境发生变化,形势发生变化,那么你实现不了均衡,新的变化出现又会出现新的可均衡化的过程。

科兹纳更强调的是,创新已经完成以后,利用这些已有的创新去找到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企业家的发现就是抢市场份额的过程。哈耶克他并不的单方面关注创新或者是创新之后抢市场份额,他是全方位的。

总体上说,我现在对Klein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如果他五月份来的话,我们在北京跟他一起开会,另外我们现在哈耶克学会要出一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纲已经有了。我们准备请敬敬啊,请业进啊,海军啊,秋风老师等等一起各写一个章节,包括熊越,来完成这样一个小工程。谢谢大家。讲完啦。

熊越:感谢冯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下面有请刘业进老师评议。

刘业进:因为时差原因,我在这边起得比较晚,刚好有机会听到王敬敬、海就还有兴元的发言。我觉得王敬敬讲的从概念上来梳理,然后把各个人关于企业家才能以及其资本家梳理得非常清楚。

我最近这几天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我最近在集中看埃德蒙·伯克的书,所以等一下我还会稍微有涉及的,关于比如说企业家这个阶层的保护的问题。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翻译过科兹纳的这本书,科兹纳他对企业家才能的定义呢,特别强调发现利润机会,这个发现利润机会呢,从分析上来讲我们可以进行划分,就是已经有一个错误在哪里了,一个资源配置的错误,我们去把它纠错,一个已有的机会在那里,这是纠错,通过纠正资源配置中的错误,来捕捉到利润机会。

再一个就是说,对未来的机会,比如说在那个柯达胶卷店的这种相机和现在的数码相机。在没有数码相机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蠢蠢欲动,去设想一种数码相机这样的东西。

科兹纳他这两种都说到了,当然他一九七三年的书呢,特别强调了对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错误的纠正,通过纠正资源配置错误,来捕捉到利润机会,这样的行动就是企业家行动。其实后来他又吸收了奥地利学派其他人的观点,到八二年的文章,他就强调了包括想象,大胆的跨越,对未来利润机会的捕捉。

谈到捕捉,好像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其实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的行动,可能是包括探索,试探性的行为,以及发现利润机会这样消极意义上的行为。只是我们从分析上的这个分开呢,来进行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发现和积极意义上的探索。生活中哪一个企业家,不是在进行这两种交错的去发现呢?

我们可以从经验上去判断到底是不是一个企业家行为,那我去看你实现利润机会了没有,只有最后成功地捕捉到利润机会,实现利润的时候,你的行为才可以叫做企业家的行为。一些失败的企业家行为,没有捕捉到机会,但是其他企业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那个均衡和非均衡,其实,熊彼特眼中的一个经济学的图景,对资源配置的图景,和科兹纳是一个相反的。熊彼特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循环流转的经济,就是利润为零的,一个重复性的经济,企业家的功能就是去打破这个循环流转的经济,改变均衡状态,也许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是一个均衡经济,均衡态,熊彼特的企业家呢,就是有百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打破一般均衡的状态。

科兹纳他是说,经济在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不均衡的,而企业家行动的功能就是去纠正资源配置中的错误,去捕捉或利用利润机会,使得经济走向均衡,所以他的图景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经济都是不均衡的,通过企业家的这个行动呢,去使它趋向均衡,但也许经济中趋向均衡的时刻是非常短暂的,也许在全部时间中百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到。就他们两个假设的不同的图景,就得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说是打破循环流转的经济,是创造性的破坏,它的功能是打破均衡,而另一个呢,是说企业家通过经济中资源配置错误的纠正,使它趋向均衡,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真实经济中的图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的产品,比如说最常见的粮食啊有些东西,是全局均衡的,它的价格没有多大的波动,相对价格比重没有多大变动。但是有些行业里面,是属于快速变动之中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通讯产品,这些领域里面创新是非常快的啊,很少看到一般均衡的状态。

所以说,如果把企业家才能与企业联系起来,是比较容易创造出理论发现的。刚才兴元说的,还海就也说到了,企业家才能不是一个普通的生产要素,我们的传统经济学,就是把企业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处理,这是错误的。

它不是一个可以定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几种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够产生一个企业,不是这样子的。企业家才能的特征非常特别,它无法定价,正是因为它无法定价,所以企业才出现的,企业就是实现了一个曲折的办法,来对企业家才能本身进行定价。所以杨小凯就说,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对企业家才能进行间接定价的一个装置,因为普通市场无法对企业家进行定价。

一个经济体中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我跟你说最宝贵的就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这个队伍,当然企业家和资本家经常在现实中是合二为一的,或者他们共同地生活在一个企业中,或者本身就是合二为一,这个比例是一个连续图。

企业家是这个经济体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你不用它的话它就消失,你如果打压它的话,它就仿佛不存在了,你只有去激励它、保护它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个世界中最可宝贵的就是这些从事协调、从事发现、创造、从事协调的人形成这么一个经济秩序,这个企业家阶层的这个队伍呢,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社会如果去保护企业家才能,然后创造一种环境使得企业家有他实现发现利润机会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会充满活力,财富就可能被创造出来。凡是世界上当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那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是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完善保护的国家。

企业家这个阶层呢,其实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比较有地位,比较富有的阶层,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拥有特权,他们拥有享受,他们拥有一般人看起值得倾慕的地方,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他们应该享有的荣誉。然后在真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会看到一些雇用者和被雇用者,服从和指挥这样一些经济中的现象,这是一种大自然的秩序,用伯克的说法,这属于大自然的秩序,我们服从它是应该的。

好了,我就讲这么多。推荐大家看看科兹纳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熊越:谢谢刘业进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

朱海就:我补充一点,就是熊彼特、科兹纳对均衡的理解,和哈耶克对均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熊彼特、科兹纳的均衡是市场的出清,哈耶克说的均衡是计划的兼容,企业家的功能就是使计划得到兼容,就是创新当中的协调。

还有一点就是门格尔也讲了一点,就是资本是企业家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资本的话,企业家就没法进行活动,如果一个国家资本很少,那么企业家的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只有资本多的话,资本家活动的范围和空间才会更大一点。

刘业进:海就的补充非常好。市场出清,是正统理论的均衡定义。协调,是哈耶克对均衡的全新定义,哈耶克最得意的创见。

朱海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可以分开的,有的人提供资本,就是储蓄者、储户,他们提供资本,企业家就是专门利用资本的人。米塞斯还区分了一个发明家,发明家跟企业家又不一样,发明家是纯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就是资本的利用、配置、创造的,还有一个储蓄者,米塞斯认为一个经济体里面有资本,有企业家,有发明家,那么经济才会增长。

王敬敬: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然后根据各位老师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有一个简短的回应。第一个是熊彼特的企业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是资本家,但是企业家创新确实是需要资本,那这样来说,这个资本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对于熊彼特而言,资本来源主要来源于国家增发货币,而随着货币的增发,将会引起下一个商业周期的到来和发生。随着泡沫的破灭,这进一步也回到了熊彼特心中的下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大致上企业家和资本家在熊彼特框架上的一个界定。

第二点是朱老师提到的关于拉赫曼和科兹纳之间的关系。我记得罗斯巴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为什么科兹纳给出的关于企业家功能的一个界定只界定了警觉,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其实这个是对拉赫曼的过激的一个回应。因为拉赫曼更多的强调,市场处于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具体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很难知道。所以为了使得市场走向均衡,科兹纳把均衡本身给了一个比较窄的定义,而把企业家的功能也界定的很窄,从而使得企业家足够有能力使得经济体逐步的趋向于均衡。

同时各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哈耶克和科兹纳关于企业家研究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兹纳本身来讲,他一直强调他自己对企业家的研究是遵循着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研究框架所展开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其实是偏离了米塞斯,更多的是沿着哈耶克对于竞争还有市场过程理解的框架去展开的。虽然哈耶克对企业家本身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关于市场过程的讨论给了科兹纳很多的启发。

同时我在这里也特别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Klein跟科兹纳对企业家研究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Klein不断地强调,其实利润机会本身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单位,比较好的分析单位其实是企业家的行动,为什么利润机会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单位呢。因为科兹纳关注的是市场能否出清,所以他不需要企业家具有资本,他所需要的就是说企业家能够识别一个资源错配的机会也好,还有其他企业家没有关注到的、可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机会也好,但是这个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科兹纳的企业家面临的最大的损失就是它识别不到机会。这样来说,科兹纳的企业家其实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损失,他所损失的就是错失机会,而没有像真正的企业家所面临的具有资本的减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个人也一直认为由于科兹纳对于均衡概念给出了与哈耶克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界定,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更多的关注于是现有的未发现的机会,而对未来的机会,我没有看到科兹纳有相关的研究,所以它的不确定性的界定是比较窄的,企业家对于资源错配机会的关注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不完善的一个框架。

各位老师都提到了企业家才能和企业之间的联系,这一个角度其实也更多的是Klein强调的,就是他在企业家研究中所做出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也好,它在研究企业家功能和企业家才能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把企业家和企业联系起来,而奈特他本人通过对利润本质的研究,真正把企业家这个在管理学中得到广泛讨论的微观个体,是他较早将其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的。这也是Klein所说的为什么他的研究最先其实遵循的是奈特的框架,同时引入了米塞斯等人从资本的角度去理解企业家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我提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学派理解的企业家功能,熊越也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和解释,但是对于企业家功能的还有其他不同的学派,我所介绍的这三个主要是与奥地利学派最紧密相关的三个学派。

好了我那个基本简短的回应到此结束,然后大家请继续自由发言。

冯兴元:我再补充几句,第一个,熊彼特曾经讲过企业家应该在社会金字塔中的最尖端,在最顶端。他还讲了一句话,在国有部门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第三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强调资本的异质性,然后强调比如说在市场过程当中,只有企业家能够把这些资源有效地用于一个目地,资本只有一定的目的排列才是资本,把要素转换成产品的过程组合在一起的这些才是资本,否则就不是资本。

从这一个角度去看企业家的话,那也是他有能力根据他捕获的机会,把他所能够掌握的资源有效地组合在一起的市场主体,如果很多资源都不能组合到一起的,就不是个企业家。应该可以这么去理解。

迂回生产过程中,能够根据生产目的纳入生产的才是资本。

吴未:好精彩的讲座 敬敬老师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1、请讲一讲你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的关系好吗?
2、你觉得代购算不算企业家?
3、如何理解管理学文献当中近年经常提到的intraprenuership?
4、资本家(Capitalists)和企业家(Entrepreneurs)的研究中有没有涉及投资人(investors)和放债人(lenders)?
谢谢!

刘业进:代购是典型Kirzner式企业家行动。

朱海就:新制度无企业家。

王敬敬:谢谢吴未的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一个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Peter Klein的导师威廉姆森,主要是在于解释组织,还有企业的本质和企业的边界,企业内部的治理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论框架,所以这个对于解释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之间关系来说,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而我记得罗斯巴德等人其实也引用了一些关于科斯对企业理论的一些贡献,近几年来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的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研究,其实走向了一个比较好的融合。

刘业进:新制度经济学至少到威廉姆森那里还不见企业家踪影。

王敬敬:关于第二个问题,代购算不算企业?其实代购更多意义上,算Entrepreneurship中的一种,但是这个Entrepreneurship更像我刚刚开始提到的,叫做自我经营,自我经营更多地解释这些人是通过自我去经营一个业务,还是他愿意成为工资获取者,雇佣大军中的一员,这个代购本身其实跟企业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弱,但是他也是企业家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方向,而且这个其实也符合Peter Klein对Entrepreneurship研究的一个分析。

Peter Klein就Entrepreneurship给出了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关于Entrepreneurship做为一个职业,更多的就像你所说到的代购这种自我经营的一个方式,第二个角度他是从结构的角度,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新企业的创立还有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向关于Entrepreneurship的研究,才是关于企业家功能的一个研究,在于企业家功能来说,其实跟代购之间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我个人来说,我不太了解管理学中关于intrapreneurship的文献,所以我没法给出任何回答。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企业家、资本家的研究中有没有涉及到投资者和放贷者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企业治理中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方向,它更多的是讲的是投资者还有借贷者之间的一个比例,可能会影响一个企业家去如何评估企业的一个价值。对于企业家理论本身,其实这方面的研究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在公司治理的角度,主要是从资本来源的角度,对这个方向的研究相对更加成熟。

刘业进:对现实的任何一点点改变导致利润捕捉到,就是企业家行动。Kirzner后来一般化的企业家行动。

冯兴元:感觉克莱因的东西需要多嚼,很好。

王敬敬: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确是看不到企业家的存在,我觉得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我们讲,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叫做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安排;另外一个是制度环境),它更多强调微观的组织,在微观组织的领域,其实它更多的讲的是组织的边界,组织的内部的结构其实涉及的相对的较少。当涉及到组织内部结构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由企业家和角色能够体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朱海就:第一个问题,区别在于方法。

刘业进:放贷人也要识别风险,对自己的行为也无法买保险。

冯兴元:放贷人和投资人,在企业家理论里没多大差别吧,都是为了吸收回报。

吴未:谢谢敬敬和各位老师对我问题的解答,非常有收获。也感谢熊老师的主持。

王敬敬:在刚开始的时候,杨老师也问了关于米塞斯研究所的各种学术活动参加起来是不是比较容易,和申请过程的难易程度什么的。然后我也想在这里,做一个关于我对米塞斯研究所的一个个人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米塞斯研究所是奥地利学派研究的大本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更多的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教育机构,通过思想去影响下一代。这里边所有的学者,其实更多想强调的一点(或许很多国内学者所忽视的一点)就是说,希望首先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经济学家(当然是研究所中的经济学家们),作为好的经济学家本身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定位。在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同时,他们更多的去强调,想强调的是使用的方法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方法。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强调一下。

同时,最近的一个活动就是在三月份即将举行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年会,然后在这个月的月底是投稿截止日期。如果大家谁在美国的话,即使你不投稿也可以去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其他的活动,接下来就有Rothbard Graduate Seminar,还有Mises University,这两个活动申请起来很简单,大家在网站上完成个人信息的填写,然后和自己对这个学派的理解。尤其是这两个活动给所有参与者都是提供奖学金的,大家只需要负责自己的往返路费。

同时,另外一个奥地利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主要是关注哈耶克研究的学校或机构就是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每年也提供不同研究领域的奖学金,提供长达一年或者短至几天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站去申请,比如说亚当·斯密研究员,还有他们其他各种不同的奖学金。这两个机构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但是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更多的去了解每个研究机构的特色,还有各取所长吧。

接下来就是关于米塞斯暑期研究员的申请,这个研究员的申请其实主要就是提交自己一篇比较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在米塞斯研究所进行长达两到三个月的学术研究。在这两到三个月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到米塞斯研究所大部分的老师,包括Salerno,Thornton,Klein还有David Gordon,他们能够对你的研究进行实时的指导,不预约直接敲门,可以问相关的文献,还有让他们评价你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成果。然后在暑期研究员结束之前,要对自己两个月之内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汇报。最好是能完成至少是一篇工作论文的撰写,这个过程不仅是学习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同时也是认识和了解全球各地不同奥地利经济学研究者。尤其是对青年研究者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合作的团队吧!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补充也就到此了,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加我微信,或者是给我发邮件联系,谢谢大家。

熊越: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吧。感谢敬敬,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评议!最后插播一条广告,敬敬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已经上架了,Peter Klein的《资本家与企业家》也刚刚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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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敬:多谢熊越的主持!

不应该有一项法律

John Stossel, “There Ought Not To Be A Law” in Why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3)

熊越 译

why liberty
当人们看到问题,往往会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通过一项法律[1]。这并不总是奏效,因为强制很少让事情往好的方向转变,而这正是“法律”的本质——只是在实施强制。约翰·斯托塞尔以一个消费记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新闻生涯,他曾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工作,以前是电视节目20/20的联合主持人,现在在福克斯商业新闻(Fox Business News)主持斯托塞尔秀。在自由学生(Students ForLiberty)[2]成员参与的国际自由学生大会上,他拍摄了两期斯托塞尔秀。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政治左右两方所提供的选择都是错误的:政府控制经济,或是政府控制我们的个人生活。

双方都认为自己热爱自由。左派认为政府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右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让美国人更加善良。如果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政府推动自己的议程,我认为我们最好走开。

让双方争论像吸毒和贫困这样的事,但不让任何人被征服强迫,除非他盗窃或攻击了某人。除了资助一个高度有限的政府所需的少量资金,不让任何人强行拿走别人的钱。当出现疑问,别计较——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留给市场和其他自愿机构。

但大多数人并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个满是问题的世界,而这些问题能通过法律解决。他们认为,使得我们无法解决自己问题的,只是政客的懒惰、愚蠢、或冷漠。但政府是强制——和无效率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政府不设法解决生活中大部分问题的话,一切会更好。

人们往往认为,“政府可以!”每当出现问题,他们说,“应该有一项法律!”

即使中央计划的可怕结果造成苏联解体,也没有使世界震惊到放弃大政府。欧洲开始谈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而美国的政客梦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以及“管理资本主义”——政客们常常在此替代看不见的手。

乔治·W. 布什竞选总统时,承诺了一个“精简”的政府,但他决定创造每年500亿美元的处方药补贴,并建立一个叫做“不落下一个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的官僚机构。在布什任期下,共和党让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增加了一倍(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大增幅),扩大了禁毒战争,并聘请了9万名新监管者。

布什所增加的监管,并没有平息媒体要求更多的需求。

于是奥巴马来了,他的开支大到足以让我们所有的孩子破产。这助长了茶党和2010年的选举。

茶党给过我希望,但我又被耍了。短短几个月内,新的“财政保守”的共和党投票给了维持农业补贴,发誓“保护”医疗保险,并在罗姆尼未来的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保罗·瑞安提出自己的温和赤字计划时退缩了。

不幸的是,部分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美国,无法承认政府已经变得太大。东亚国家却拥抱了市场并蓬勃发展。瑞典和德国也开放了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并看到了自己的经济改善。

但我们还在不断通过新规则。

这里的敌人就是人类的直觉。在市场炫目的恩惠中,很容易把市场的好处当做理所当然。我可以到国外去,把一个塑料片插到墙上,现金就会出来。我可以把同一块塑料片给一个甚至语言不通的陌生人——而他会把车借我一个星期。当我回家,维萨(Visa)或万事达卡(MasterCard)会把账单寄给我——准确到每一分钱。我们把这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相比之下,你甚至不能指望政府的选票准确。

然而,每当出现问题,人们纷纷转向政府。尽管中央计划者有一长串的失败记录,但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骑在我们头上——把一切归功自己——的政府,会真的糟糕透顶。

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H.L. 孟肯(H.L.Mencken)感叹道,“一个政府说到底无非是一群人,而实际上,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下等人。……然而,出于人类总体在智力上的懒惰……这些无足轻重的事被当做一种义务普遍遵守……【并】假设有一种高于普通智慧的智慧。”

我们作为自由的个人——和在一起自由工作的个人的团体——无法做得更好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政府能做到。

如果没有大政府,我们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1]译者注:此处的法律是指人为的立法,并非真正的法律。

[2]译者注:Students For Libertys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全球性自由主义学生组织,本书正是通过SFL发行的。

韦尔塔·德索托教授网络课程第2天

企业家才能。定义。人的行动的要素:目的(end)、价值(value)、手段(means)、效用(utility)、稀缺性(scarcity)。

1/11. 企业家才能/简介

企业家才能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第2-7天)。经济学是研究企业家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过程的科学(第5-7天)。

参考文本:《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著,朱海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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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与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一致。

术语“企业(empresa)”的词源学起源

从一般或广义的意义上说,企业家才能与人的行动实际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行动对目前的状态进行调整,以实现他未来的目标的任何人,都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18页

企业来源于拉丁语in prehendo-endi-ensum,探索、看、感知、认识某物、抓住……

In prehendo-endi-ensum是法语“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的起源,这个词最初是指委任来承担重大行动的经理人,它也是葡萄牙语“impreiteiro”(企业家、建设者、建造者)一词的起源。今天,在法语里企业家entrepreneur意思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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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关于制度,请参见第3、7和19天。

社会制度(语言、法律、道德、货币……)都是由大量追求自己个人目标的人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贡献演化而来。

加图(见第22天视频3)把罗马法定义为“高于其他人,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头脑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代的罗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贡献的结果”也就是说,像语言(尤其是英语)一样,是一种社会制度。

英语“企业家”一词:
– 商人(Merchant)= mercader
– 冒险家(Adventurer)= aventurero
– 承担者(Undertaker)= enterrador

目前:英语=法语=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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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西班牙语的“企业”一词

《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
企业:坚定地实施艰巨、困难的行动。

“企业”的初始含意:表示努力实现一个艰巨、重要之行动的徽章。

《堂吉诃德》中的“企业”(empresa)一词:

但是他很少发现自己处在开阔平原上,当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仅此一个便足以使他抛弃刚起步的事业(empresa)。他想起自己还没有被封为爵士,按照骑士精神的原则,他不能也不应该携带武器反对任何骑士;即使他已经是骑士,作为一名新骑士,他也应该穿戴白色的盔甲,但盾上没有徽章(empresa),这个徽章要他通过自己的技艺去赢得。

《堂吉诃德》,第二章,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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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企业家才能是创造、发现、实现某物

把“企业”视为“行动”的思想,必然、不可抗拒地是与一种进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由不断寻找、发现、创造或实现新的目的和手段所构成的(所有这些,都与上面提到的in prehendo一词的词源学含义相吻合)。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20页

从主观知识的角度来看,创造和发现是同义的。

In prehendo-endi-ensum = 抓住(APREH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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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

从一般或广义的意义上说,企业家才能与人的行动实际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18页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20页

人的行动不是动物、梦游者的行为,也不是反射性行为。

行动可以省略。

人的行动不能被客观观察(参见第8、9、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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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人的行动概念的两个主要要素:目的和价值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企业家才能》,韦尔塔·德索托,第20页

第一个要素,目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的意图。

英语是目的(GOAL):目的(fin)、目标(objetivo)。

第二个要素,价值:行动者对一个目的的主观评价。

人类追求那些他们觉得对自己有价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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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人的行动的要素经由内省的知识

在经济学中,我们处理抽象的现实。

经济学家分享其研究对象的本质。

分享他观察的存在之本质的经济学家,对研究的现象有第一手的知识和洞察。

目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的意图。

价值:行动者对一个目的强度或大或小的主观评价。我们可以通过内省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

我们可以比较我们评价的心理强度,但不能客观地测量或量化它们。

评值是主观的,意味着它是由其行动背景中的主体决定的,不能从外部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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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人的行动的第三和第四个要素:手段和效用

价值:行动者对一个目的的主观评价。

人类追求那些他们觉得对自己有价值的目的。

目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的目标。

第三个要素,手段:行动者主观认为适合完成其目的的一切事物。

第四个要素,效用:行动者对手段的主观评价,这取决于他认为依靠该手段会使他实现的那个目的的价值。

目的的价值—-手段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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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手段和效用:例子

第四个要素,效用:行动者对手段的主观评价,这取决于他认为依靠该手段会使他实现的那个目的的价值。

例子:教授撕碎了一张10欧的钞票。

第三个要素,手段:行动者主观认为适合完成其目的的一切事物。

例子:部落首领的儿子生病了。

例子:化妆品。

11/11. 人的行动概念的第五个要素:稀缺性

第五个要素,稀缺性:行动者主观认为现有手段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稀缺是因为没有人认为它不足以达到一个目的,虽然我们只有微乎其微的量。例如:日本海滩上的一粒沙。

在行动时,不稀缺的东西不考虑在内,也不是一种手段。

例如:空气。

稀缺商品的范围不是给定的。人类行动来产生什么是我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什么是需要产权和市场来配置的东西。

不稀缺的商品被称为免费商品或人类福利的给定条件,不在采取行动时考虑。

经济学家该不该讲道德

本文刊于《证券市场周刊》2013年第55期

陈宇峰 叶志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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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场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学术争论颇为热闹,但至今似乎都未能分出胜负。本质上看,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命题涉及到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价值判断的是实证分析,加入了价值判断则是规范分析。这一区分实然重要,究竟采用何种分析立场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以及更为重要的,还决定着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看,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正为我们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职能定位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在该书中,罗斯巴德首先指陈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重要分野,并强调经济学家的行动空间受制于价值中立准则。但同时,罗斯巴德却又认为经济学家并不应只囿于经济学的限定,继而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融合经济学和伦理学,构成一门以财产和财产权为理论基石的自由主义伦理科学。

罗斯巴德的重要意义,在于清晰地勾勒和描绘了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即如何跳离出经济学的框架来讲道德;但却疏略和远离了经济改革的现实约束,即经济学家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讲道德。

经济学家的理想:在学术研究中寻求价值中立?

罗斯巴德(1926-1995)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早年师从20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米塞斯,并在其《人的行为》(1949)一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两卷本《人、经济与国家》(1962),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经典之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米塞斯看作是芝加哥学派的奈特,那么罗斯巴德就是将芝加哥学派发扬光大的弗里德曼,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但罗斯巴德也并非是对米塞斯的亦步亦趋,而是在其之上的改进和完善,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与米塞斯唱起了反调。

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歧,便是关于经济学家的自我设限问题。秉承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准则,米塞斯也强调经济学只研究手段因而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甚至应该是一门先验的科学,即由一些简单的先验准则推导而成的逻辑体系。但在坚持价值中立的同时,米塞斯却认为经济学家批评坏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可行的,正如米塞斯所言,“一个经济学家研究政策a 的结果能否达到它之所以被推荐而预定达到的结果P,他发现a 的结果不是P 而是g;这个结果,甚至从这个政策a 的支持者来看也是不好的。如果这个经济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研究的结果,而说a 是一个坏的政策,他并不是宣布一个价值判断。他仅是说,从那些想达成目的P 的人们的观点来讲,这个政策a 是不适当的。”

从这个意义出发,米塞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是与经济学家对政策的批评相互兼容的。例如,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攻击保护贸易政策,是因为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增加财货的总产量;批评最低工资政策的经济学家,也仅是认为这一政策并不能使工人受益反而使其处境更糟。这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在米塞斯的学术语境下,经济学家是完全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的,当然也必须要做到价值中立。如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经济学家所寻求的无非是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始终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米塞斯的学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学术信念。

然而,在罗斯巴德看来,经济学家如果要评价经济政策,就免不了带有价值判断。为此,罗斯巴德批评米塞斯称,你说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增加,你怎么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就不是这个呢?因为只有政策制定者自己才知道他的目的。罗斯巴德举例说价格管制会导致短缺,米塞斯肯定称这个政策是坏的,因为政策制定者的目的是要让消费者能买得起商品,实际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符。罗斯巴德反问,我们怎么知道制定价格管制政策的人不是想造成短缺的状况呢?他们完全可能希望短缺并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谋利。在坚持主观价值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看来,罗斯巴德的这一盘问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它颠覆了经济学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幻想。在经济学家未能清楚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之前,其任何的建议和批评都显得累赘,当然也与价值中立原则格格不入。

因此,我们在罗斯巴德的论辩语境中所看到的,是经济学家在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上的苍白无力,而且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这样一来,经济学家都必须进行自我设限,比如将政策建议部分永远地从学术论文中挪走。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反复强调了这一“价值中立难题”,经济学家似乎成为了那些不讲道德的“哑巴”,而且与“经邦济世”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无论怎样,罗斯巴德都在价值中立这一历史议题的讨论上前进了一大步,那么经济学家又是否能够冲破价值中立原则的藩篱,并找到讲道德的理论凭据呢?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自由的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融合?

在坚持认为经济学家难以做到价值中立的罗斯巴德看来,经济学并不允许经济学家讲道德。然而,经济学家真的不该讲道德吗?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就不应该遵循某种道德底线吗?罗斯巴德并不同意这一论断,而且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必须要讲道德,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罗斯巴德认为问题出在经济学上,而正是由于当下的主流经济学并不足以容纳道德和伦理准则,因此需要推倒重建。正如罗斯巴德在书中所强调的,“我从来未曾相信缺乏价值取向的分析或经济学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标准上的社会哲学)的分析可以足够建立自由主义理论。”因此,经济学必须和伦理学相融合才能构建出一门社会政治哲学体系,罗斯巴德称之为“自由的伦理”。基于融合经济学和伦理学之后的自由伦理体系,经济学家才能彻底摆脱价值中立准则的禁锢,并依据自由的伦理准则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罗斯巴德的这一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同时又异常艰难。尽管罗斯巴德很清楚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即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而伦理学则是一门规范科学,但要对两者进行系统性重建和概念融合,形成一门社会政治哲学体系,就必须要找到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共同基础。在《自由的伦理》一书中,罗斯巴德成功地找到了这把打开自由伦理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财产权。罗斯巴德从财产和财产权出发,将自有权(self-ownership)和原始占有(homesteading)作为自由伦理的公理,经由这两个公理引申出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而定义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术语,例如直接和间接交易、市场和市场价,还有侵略、犯罪和欺诈。罗斯巴德认为最基本的伦理就是“不侵犯他人的正当财产”,而随后的一系列理论推导和社会法律问题的展开都是基于上述公理的进一步扩展,由此通过逻辑演绎推导构建出一套自由主义的伦理准则。

罗斯巴德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相融合的尝试,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正因如此导致其理论体系的脆弱性。首先,自由的伦理准则与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并不能完全兼容。由于过于强调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却忽略了现实中多种多样的产权形式以及产权的制度支撑要素,从而逐渐偏离了经济学的效率原则。这样一来,声称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融合的尝试,恐有拣了“芝麻(伦理学)丢了西瓜(经济学)”之嫌,最终自由的伦理体系在走向极端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了真实世界。其次,自由的伦理体系本质上也只是诸多伦理准则之其一,因而也难以回答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诘问,即如何确定政策制定者持有的是自由的伦理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由的伦理体系恐怕成了罗斯巴德式的伦理或者自由主义式的伦理,况且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也并非在伦理观念上不存在分歧。此外,罗斯巴德的自由主义伦理体系并不能回答究竟由谁来判别现实中复杂且多样的伦理准则。

尽管罗斯巴德所构建的自由主义伦理体系仍面临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这并不能掩盖罗斯巴德在论辩经济学家是否应当讲道德这一议题上的重要贡献。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所精心设计思想实验,带离我们突破了价值中立准则的藩篱。经济学家群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理应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试问,难道那些帮助纳粹主义或恐怖主义制定如何杀人政策的经济学家,也应假“价值中立”之名为其辩护?显然不是。当然,罗斯巴德的论辩还为我们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无妨经济学家都持有一定的道德和伦理立场。只不过罗斯巴德所持有的,是基于财产权的自由主义伦理准则罢了。因而单凭这两点,罗斯巴德的重要贡献也理应赢得我们的尊重。

经济改革的现实:在利益博弈中寻找妥协?

正如本文所一再指出的,罗斯巴德的开创性贡献与其说是构建了一座自由主义的伦理大厦,毋宁说是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一幅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经济学家理应持有一定的道德立场和伦理准则,但在罗斯巴德看那里,道德伦理被贴上了自由意志的标签,而这种自由主义伦理甚至被极端地奉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然而对照经济改革,这幅理想图景不免与现实相去甚远。自由主义的伦理准则是否可以唯一的、绝对地指导经济改革的实践?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自由的伦理》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理想可以是基于某种伦理准则演绎而成的理论体系,但经济改革的进程却绝不可能由一种伦理准则所单独主导。因此,经济学家的理想和经济改革的现实绝非一回事。

就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实而言,关键的问题并非经济学家该不该讲道德,而是应当以怎样的姿态或立场来讲道德。如果“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普遍存在,那么这便意味着道德和伦理应该是一个相对范畴,怎样的利益决定怎样的立场,因而并不存在某种绝对的、超越的伦理标准。罗斯巴德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伦理体系固然有其合理性且为许多人所拥护,但这并不能等同于将自由的伦理视为绝对、唯一的伦理标准体系,并且极端地排除和摒弃其他伦理价值体系。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推导中的逻辑推导有对错之分,但经济学家所持有的伦理价值却并无对错之分。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以何种标准选择一种被广为接受的伦理标准。

回到经济改革的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过程,许多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出现以增量式和边缘式为特征,既得利益者并未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经济改革是一个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在这段没有利益冲突的改革过程中,道德准则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都以“做大蛋糕”作为获取利益的共同渠道,维护经济增长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合法性来源。经济学家作为各利益阶层的代表也自然就改革议程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都无甚重要。

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所伴生的是利益的逐渐分化和对立,改革上的任何改进都意味着有人获益有人受损,因此利益分配问题成为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冲突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凸显,关键的问题变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所代表的道德思维冲突。行政机构调整、国企改革、计生政策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无一不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浅层次的利益冲突是改革对象的就业转置和经济补偿问题,深层次的利益阻抗则来源于改革前所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当经济改革没有任何“理想图景”可作参考之时,此时又应当按照何种道德伦理实施改革呢?

实际上,以增加社会福利为名的经济改革并不意味着名正言顺,硬性的改革过程借以民主为纲实际上是对少数人的利益盘剥。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得不同的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道德冲突得到表达和缓解,就此而言,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却将答案引向了歧途。经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中寻求妥协的过程,作为改革的主导方所应承担的是创造平衡利益诉求的平台,而不是寻求帕累托最优这样的空中楼阁。而对于经济学家群体而言,利益和立场的分化实属正常,学院、政府、企业,甚至富人、中产、穷人等阶层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的利益代表对象。以《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为例,适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显然不能仅由政府和专家敲定,而应由企业代表、雇员代表、政府部门等相关利益方在一个公开、公正的平台上协商确定,经济学家可以为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出谋划策。只要在一个公平的框架和平台中博弈,各方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必然是经济改革的最优路径。唯有如此,经济学家的理想才能与经济改革的现实实现无缝对接。

(作者程宇峰 任职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作者叶志鹏 为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生、通天译联合创始人)

穆雷•N•罗斯巴德: 经济学、科学与自由

Hans-Hermann Hoppe, “Murray N. Rothbard: Economics, Science, and Liberty” in The Greatest Austrian Economists, ed. Randall G. Holcombe (Auburn: Mises Institute Press, 1999)

董子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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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N·罗斯巴德之所以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中取得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地位,是由三个主要的原因共同促成的。

首先,罗斯巴德是最近一位代表奥地利经济学主流的人物。1如同其他的思想传统一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内部也能区分出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分支,而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主要的理性主义那支最近的阐释者。这个分支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开始,由尤金·冯·庞巴维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延续。与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也是位坦率的理性主义者和各种社会相对主义变种(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批判者。像他公认的前辈一样,罗斯巴德也为这种观点辩护:经济学法则不仅存在,而且更确切地说,经济学法则是“确切的”(门格尔语)或者说“先验的”(米塞斯语)法则。(经验性的)自然科学的命题必须不断接受新数据的检验,因此永远只能具有假设的有效性;经济学的命题则与之相反,涉及到的是必然的、非假设性的关系,具有先验的有效性。奥地利学派主流认为,所有经济学法则可以通过逻辑演绎,从几个自然与人的基本事实(门格尔语),或者单个公理(米塞斯语)——即“人行动”这个不陷入行为矛盾就无法反驳、因而是无可争议的真实命题——以及少数经验性的(而且是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推导得出。与其前辈们一样,罗斯巴德认为通过研究经验数据检验经济学命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实际上不可能成功。经验可以展示一条经济学定理的有效性,但经验永远不可能驳斥或者证伪它,因为经济学定理最终只依赖于行动公理不可置疑的有效性,以及理性演绎和逻辑推论法则的有效性(和正确运用)。尝试用“经验检验”一条经济学法则其实是一种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是思路混乱的表现。此外,罗斯巴德与他之前的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米塞斯一样,牢固遵循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即只有个人才行动。因此,所有社会现象必须解释为——即逻辑重构为——有意识的个人行为的结果。各种“整体论”或者“有机论”的解释,纯属不科学的伪解释,必须被明确抛弃。与此相仿,社会现象的各种机械论的解释也是不科学的、当被抛弃的。人类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行动。社会机械均衡的理念,唯独在一种情况下有用,即可以让我们领会行动不是什么,以及行动在哪些方面与机械和机器人的运转有根本上的不同和范畴上的区别。

其次,罗斯巴德是奥地利经济学最近也最全面的体系建构者。只有理性主义者才对体系和完整性有持续不断的追求。门格尔和庞巴维克虽然都对奥地利学派的基础有巨大贡献,但两人都未能实现这一终极的思想追求(desideratum)。这一壮举要到米塞斯出版其鸿篇巨著《人的行动》时才得以实现。2“最终在这本书当中”,罗斯巴德如是评价《人的行动》,“经济学再次成为整体,再次成为一个理论大厦。不仅如此——本书涵盖的是一个经济学结构,而且有米塞斯教授本人新近的诸多贡献。”自此之后,只有罗斯巴德有类似的成就,他出版了《人,经济与国家》及其姐妹篇《权力与市场》。3《人,经济与国家》的写作以米塞斯的代表作为典范,其内容甚至比米塞斯更广泛、更全面,因而罗斯巴德赞扬米塞斯和《人的行动》的话也同样可以用在罗斯巴德本人和《人,经济与国家》上。实际上,连米塞斯这样的权威在为《新个人主义评论》写书评时也对罗斯巴德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米塞斯称赞罗斯巴德的论著是

对人的行动的一般科学——行动学——及其在实际当中最为重要、且迄今为止有最好阐述的部分——经济学——的划时代贡献。从今往后,在这些知识分支当中的所有核心研究,都将必须充分考虑到罗斯巴德博士所提出的理论与批判。4

今天,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与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已经是奥地利学派的两大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就。若是没有读过或者研究过《人的行动》和《人,经济与国家》,他不论是作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学者抑或是其批评者,都不可能得到严肃的对待。

第三,罗斯巴德是最近、最系统的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家,因为理性主义正意味着追求体系和完整性,意味着政治活动(political activism)。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人类首先是理性动物。人类的行动,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由观念(idea)所决定(而不是自发演化和自然选择之类盲目的演化力量)。观念可以为真为假,但只有真的观念“有效”,带来成功和进步;而错误的观念导致失败和衰落。人类进步是发现真理以及正确观念传播——启蒙——的结果,学者作为正确观念的发现者和错误观念的削除者,不仅在人类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完全控制着人类进步的进程。因为真理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认识到一个观念是真的(或者假的),学者就只会想立即推行(或者削除)它。正因为此,门格尔在追求学术抱负以外,曾做过奥地利王储鲁道夫的私人导师,也是奥地利上议院(Herrenhaus)指定终身议员。同样,米塞斯是维也纳商会享誉全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许多著名人物的顾问,后来在美国又做过国家生产者协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顾问。他也更进一步,如同他是第一位奥地利经济学的体系建构者,他也是第一位给予奥地利学派实践活动系统表述的人,将奥地利经济学与激进-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政治改革联系起来(如其1927年《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所论述的)。罗斯巴德同样担任过许多顾问职务,是若干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和学术主管,也唯独有罗斯巴德取得了可与米塞斯媲美的成就。他甚至比米塞斯走得更远,在其《自由的伦理》中5,罗斯巴德成功整合了(通过私有财产的概念)价值中立的奥地利经济学和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哲学(伦理学),使之成为一个宏大而统一的社会理论的两个互补分支,以此开启了一场激进的——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哲学运动。

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罗斯巴德在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所设下的标杆以外又有两大重要贡献。首先,罗斯巴德系统性地阐明了边际效用理论,然后又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的一次新的重构,以及米塞斯体系中完全缺失的一个有关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罗斯巴德以米塞斯早在1912年其《货币与信用原理》6中便提出的严格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解释道边际效用当中的“边际”一词并不指效用的增量(这会暗示其可测量性),而是指财货增量的效用(因此与是否可以测量无关)。效用所附着的财货,及其数目的增加能够用物理语言描述。财货及其增量在空间上延伸,因此可以用单一的数量加法进行测量和计数。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附着在一个物理财货上的效用,及其单一物理增量纯粹是一种强烈程度。它并不在空间中延伸,因此无法通过单一的计数和算术法则来测量和跟踪。基数测量效用的尝试都是无效的。效用作为强烈程度,只能采用序数来讨论;即,将之作为一个一维的个人偏好表上的排列次序(而每个经济现象,尤其是货币计算和“客观的”成本会计,最终都必然可以归结和解释为个人序数排序判断的简单结果)。除了它们在一维个人偏好表上的位置以外,不同财货和不同数量的同种财货之间不存在定量的关系。尤其像是总效用(被想象为边际效用的叠加或者整合)之类的东西是无稽之谈。正确地说,“总”效用是大批量的某种财货的边际效用。罗斯巴德解释道,

那么就是说,存在有两种效用规律,它们都遵循人的行动的不容置疑的条件:其一,给定一种财货的单位的规模,每个单位的(边际)效用随着单位供给量的增加而递减;其二,一个较大单位的(边际)效用大于较小单位的(边际)效用。第一条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二条我们称为总效用递增规律。这两条规律之间以及所涉及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是纯粹的排序关系,即序数关系。7

罗斯巴德用图展示了这种关系8:

价值排序

-3个鸡蛋

-2个鸡蛋

-1个鸡蛋

-第二个鸡蛋

-第三个鸡蛋

鸡蛋在这个个人价值表上的排序越高,价值也就越高。根据第二条规律,3个鸡蛋比2个鸡蛋更有价值,2个则比1个更有价值。根据第一条法则,第二个鸡蛋低于第一个鸡蛋在价值表上的排序,第三个又低于第二个。除了前者大于后者外,这些排列项目之间——比如3个鸡蛋的边际效用和第三个鸡蛋的边际效用——并不存在数理关系。

列奥内尔·罗宾斯在维克斯蒂德和米塞斯的影响下,率先将这一理论引入主流经济学,而效用具有序数特征的逻辑推论是,每个人际和内省的效用比较必然是不可能的(不科学的),因此每种涉及到这种比较的社会福利的提议都是武断的。9虽然主流福利经济学一旦完全认识到这个结论便陷入一团混乱当中,罗斯巴德却已根据个人的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和展示效用(demonstrated preference)这对概念,严格按照效用论激进地重构了福利经济学。10

自我所有权的意思很简单:每个人都拥有(控制)自己的物质身体。“人的本质,”罗斯巴德解释道,“是‘精神’与物质的融合。”11每个活的人体都由单独一个独立(自主)的、有意识的心智与意志(自我)所占有和控制。据此,只要身体还活着,我们就称之为人(persona,而不是躯体,corpus)。(即便并没有明确提出,主流福利经济学也接受自我所有权的概念,因为它讨论不同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方法。)这个自我所有权中蕴含了展示偏好的概念。后者仅指“实际的选择揭示或者展示一个人的偏好;即,他在行动中的选择可以推导出他的偏好。”12每个行动都涉及到一个人有意识地利用他的物质身体,因此证明他将这个身体当做财货。此外,他是这样利用而不是那样利用,通过这种选择,他用每个行动,同时展现出他行动时他所认为的这一财货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根据效用的序数特征,行动只揭示偏好次序和排序的存在性事实(existential fact)。它们并不揭示任何有关排序的“差距”或者“距离”,抑或是偏好的“强度”之类的东西。它们也从不展示出“无差别”。事实上,排序的“差距”和“无差别”(即价值相等)都预设了序数效用。

以自我所有权和展示偏好的概念为基础,并且遵循帕累托对有意义的序数福利陈述的可能性问题的限定,罗斯巴德推导出下面这套命题:如果一个人用他的身体(“劳动”)将自己的控制(占有)延伸到其他自然赋予的东西上(无主之“土地”)——即便是想要站着他也必须这么做——那么这个行动展示这些东西对于他而言也同样是财货。所以,在占有它们时他必然取得了效用。与此同时,他的行动没有损害其他任何人,因为占有先前无人所有的资源并不从他人处夺走任何东西。如果其他人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的话,他们本也可以占有这些资源。不过,他们明显没有这样做。而实际上,他们未能占有这些东西表明他们不占有它们的偏好。因此,我们不可能说他们因为其他人的占有而丧失什么效用。在原始占有行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任何后来的行动(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出于展示偏好的理由,都同样是帕累托更优的——只要它并不影响他人占有或用占有的手段生产的资源的物理完整性。生产者-消费者因此生活改善,而其他人则控制着与先前相同数量的财货。于是,我们不可能说有人生活变差。最终,每次由此基础开展的财货自愿交易也都是帕累托更优,因为它只有在交易双方预期从中获利的条件下发生,而他人在行动中控制(拥有)的财货供应保持不变。

在这些命题的基础上,罗斯巴德着手阐述一个全新的奥地利学派国家理论。尽管每个原始占有、生产-消费以及交换(自由市场)的行动总是也必然增进社会效用,任何征用行动却(未取得同意单边地夺取原始占有者和生产者-消费者的财货)都不可能有这种效果。显然,所有我们通常认为是犯罪的行动都符合这一点,比如对身体的攻击,侵犯,抢劫,盗窃和欺诈。尽管罪犯掌控了更多数量的财货而改善了境遇,他的受害者控制的财货相应减少,因此处境恶化。所以,没有犯罪行动合乎帕累托的限定、增进社会效用。人们一般也认为犯罪行动是非法的,人有权保护自己、抵御犯罪。同时,关于效用的这条结论同样适用于所有政府代理人的行动:“任何政府行动都不能增进社会效用。”13不过,它们却被认为是合法的,一个人并不被允许抵御这些行动。

罗斯巴德在用福利经济学理由反对政府制度方面的结论,建立在国家一词标准的、毫无争议的定义基础上:

国家是一个拥有以下特征之一或者两者兼具(实际上,通常几乎都是两者兼具)的组织:(1)它通过物质的强制(税收)取得收入;(2)它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性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的最终决定权力。14

就其第一个支柱而言,显然政府代理人从税收行动中获益,否则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同样明白的是,我们不能说税收的主体——被课税财货的原始占有者-生产者——从这种行动中获益,否则他们会自愿支付相同数量的财货,而不需要强制。

类似地,政府代理人显然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实现对最终决定权(司法权)的垄断也增进他们的效用。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就使得税是否合理的问题丧失实际意义,从一开始它的结论就倾向于政府。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每个政府最终决定权的接受者因此处境恶化。一个人的原始占有和生产的行动,展示出他偏好于排他地控制(司法)其占有和生产的财货。除非他将它们抛弃、出售或者自愿出让给其他人(在这个情况下此人展示了他偏好于获取这些财货的排他性控制),否则就不可能说他改变了这一评价。如果一反他的展示偏好(不放弃私人占有和生产的财货),国家取得领土上最终决定权(司法权)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征收的行动。如果政府是最终决定者,那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完全控制他自己占有和生产的财货。实际上,国家攫取了所有“它的”国民所占有和生产的财货,使他们沦为租客。政府控制的范围越大,每个私人所有者对自己的占有物和产品,以及它们的价值的控制范围就相应越小。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租客,没人能够拒绝政府使用他私人占有和生产的财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丧失了针对可能的政府干预或者侵犯的物理防卫手段。

于是,罗斯巴德结论道,如果所有政府行动都依赖于征收,而且征收不可能增进社会效用的话,那么福利经济学必须呼吁废除国家。从霍布斯到詹姆士·布坎南的诸多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现代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曾尝试将国家描绘为契约的结果(因而是一个自愿的、增进福利的制度)来避开这一结论。作为这些尝试的回应,罗斯巴德赞同约瑟夫·熊彼特的看法,即“用俱乐部会费或者购买比如说医生服务的类比来解释税收的理论,只能证明社会科学的这个部分是多么地偏离于科学的思维习惯。”15从霍布斯到布坎南,国家主义者一直在试图克服“自愿”国家却拥有强制司法垄断和征税权力这一观念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办法是在思想上妥协,提出“隐含的”或者“概念性的”协议、契约或者宪章。罗斯巴德解释称,所有这些典型的啰嗦的尝试,最终只会得出同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隐含的”和“概念性的”契约恰恰与契约相对立,即不是契约。因此,为国家提供福利经济学的辩护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人明确同意永久性地出让对自己人身和财产的司法权,除非他已经出售了或者放弃了自己当前所有财产并随后自杀;同理,活人不可能明确地订立一个契约,许可他人——他的保护者——永远单边地决定受保护者必须为他的保护所支付的贡金,而无需受保护者持续的同意。

罗斯巴德尤其嘲讽了“有限”保护型国家的理念,认为它自相矛盾,而且与推进社会效用不相容。有限政府总有发展成为无限(全权)政府的内在倾向。鉴于政府的运作原理——司法垄断和征税权——任何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生命与财产的想法都是幻觉。垄断导致的倾向是正义与保护的价格上升,而正义与保护的质量却下降。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保护机构在用语上便有矛盾——征收财产的财产保护者——而且会导致税收增多而保护减少。即便政府将自己的行为完全局限于保护先前存在的财产权,进而就会产生究竟要生产多少安全保障的问题。政府代理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受到自利和劳动的负效用激励,但他们与众不同地拥有征税的权力。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相同的:保护的开支最大化——可以想象,几乎一国所有财富都可被保护的成本所消费掉——并同时实现保护的生产最小化。此外,司法垄断会导致司法和保护的质量恶化。如果人们只能向政府求取正义,正义和保护就会朝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而被滥用,宪法和最高法院也难逃其咎。宪法和最高法院是政府的宪法和法院,他们提出或发现的任何对政府行动的约束,都是由这个制度本身的代理人所决定的。可想而知,政府会改变财产与保护的定义,将司法管辖权扩张到有利于它自身的范围。

相反,根据“单一伦理判断”,即“即便是最严格遵循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也乐于允许自己……(感到)可以自由地在全体同意的规则下,提议增进社会效用的变动或过程,”16罗斯巴德得出了与在他之前的法国-比利时经济学家居斯塔夫·德·莫里纳利(Gustave de Molinari)一样的无政府主义结论:防卫、保护和司法服务

因此应当由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或公司提供(a)自愿取得收益,而非通过强制,且(b)不像国家那样攫取警察或司法保护的强制性垄断……防卫公司应当与自由市场上其他所有财货和服务的供应者一样自由竞争,而且不强制非侵犯者。防卫服务与其他服务一样,将会是销售性的,且仅是销售性的。17

每个私有财产所有者将可以分享到劳动分工的好处,通过与其他所有者及他们的财产合作,取得比自卫更好的财产保护。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向任何其他人购买、出售或者协议保护和司法服务,且可以在任何时间单边地停止与他人的这种合作,退回到自卫状态或者更改他的保护联系。

罗斯巴德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垄断和竞争理论。罗斯巴德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唤回了让-巴蒂斯特·萨伊及其追随者(莫里纳利即属其中)的法国激进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传统。罗斯巴德有关竞争和垄断的推断性理论简单明了(理论就应该这样)。他定义竞争为帕累托更优行动所描述的法则框架内的活动:原始占有,生产-消费以及自愿交换和缔约。具体到企业家行动,竞争意味着存在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准入”。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财产,进入到任何他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线。罗斯巴德的结论是,只要实现了这个自由准入的条件,所有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都趋向于最低价格和最小成本。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垄断和垄断性竞争的定义是自由准入缺失,即存在有排他性特权。由于国家的定义是领土内司法和保护的强制性垄断,它因此是垄断的原型。每个人——除了国家的代理人以外——都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财产生产自我防卫和正义,因此也就是不得与国家竞争。其他的一切垄断都要回溯到其终极来源,即这个初始的司法(立法和管制)国家垄断。其他每个垄断都涉及到“国家授予的特权,将某个生产领域保留给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18在法律上,对于其他现有或潜在生产者而言,进入到这个领域是受到限制的,而且有国家警察强制执行这一限制。罗斯巴德结论道,只要自由准入受限或者缺失,不论是生产正义和安全,还是其他任何财货和服务,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都会比自由准入的状况更高(即过高)。(因此,在罗斯巴德看来,政府反垄断或者反托拉斯政策是自相矛盾的用语。相反,竞争正是要求国家废除其在领土内的司法垄断。)

除此之外,罗斯巴德驳斥其他理论为没有意义、没有操作性或者错误的理论。比如,某人掌控自己的价格(“觅价者”)就定义他为垄断者便是毫无意义的。每个商人对于自己的价格都有完全的掌控(而对于消费者在这个价格上购买多少财货毫无掌控)。因此,根据这个定义,没有人不是垄断者。同样地,定义垄断者为“任意给定财货的唯一出售者”也没有意义,因为从客观的意义上讲,每个财货的每个出售者都总是其独特产品(品牌)的唯一出售者。所以,每个人都是垄断者,对他自己的产品拥有百分之一百的市场份额。不过,这个情况根本不影响每个企业家随时与其他企业家竞争、吸引消费者开支,纵使他们的财货有多么特别或者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从主观的意义上讲,不可能明确地断定某个财货的出售者为垄断者。因为根据这种解释,“给定财货”一词意思是“消费者所定义的财货。”因此,某样东西的出售者是否是其唯一的出售者,还是他的市场份额有多大,其决定都取决于消费者对于这个财货是什么的定义;即,取决于他们如何将特定的物理物件归入各个同质财货的群组。这种归类不仅在一直变动,而且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同样的物理物件也可能有不同的归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垄断者一词实际上变得既没有用,也没有操作性,任何测量产品市场份额的尝试都必须被认为是无效的。

最后,米塞斯的垄断价格理论站不住脚。米塞斯曾指出

垄断是垄断价格出现的必要前提,但它不是唯一的必要前提。还需要的一个条件是需求曲线呈某种形状。就此而言,仅仅存在垄断并不能说明什么……垄断者出售一件垄断商品的价格并非都是垄断价格。垄断价格只不过是对于垄断者而言,可以超出竞争市场所允许的极限限制总产量,而却比扩张销售更有利的价格。19

罗斯巴德阐明了这个论点的谬误。首先,应当注意到每个限制性行动,根据定义,必然有补充性的扩张方面。垄断者从某条生产线上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并不是简单消失了;它们必然有其他方面的用途:或是生产另一种交换财货B,或是扩张其所有者的休闲消费者财货的生产。因此,即便垄断价格存在,这也并不意味着负的社会福利效用。从垄断者不出售的这一行动来看,我们可以得知他必然相信保留(而不是出售他的财货)会使他生活更好,而没有人因为他的行动而生活变坏(因为其他每个人仍然控制着与之前相同数量的财货)。所以,米塞斯的垄断价格和垄断者所面对的需求曲线形状,并不能在操作上或者概念上与其他任何价格及其他任何出售者所面对的需求曲线相区别。

罗斯巴德论述道,生产先于最终产品的出售,而生产成本必然在消费者展示他们对某人的产品的偏好之前即已发生。由此可见,将垄断价格定义为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或者高于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的成本曲线以及另一方面的需求和收益曲线并不同时存在。唯一与成本曲线同时存在的曲线是企业家预估的未来需求和收益曲线。不过,在决定生产多少财货时,每个生产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总是会将产出调整为最大化他所预期的货币收益的数量。即,在引导他做出产出决策的货币计算中,预期价格和边际收益从来不等于边际成本。除非预期财货的价格超出成本,否则没有人会进行生产;再者,除非预期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否则没有人会扩大自己的产出。因此,每个企业家都在自己的计算中假定,未来他将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具有弹性或者无弹性的延伸)。同理,在随后的出售点上——此时生产者已经承担了所有成本,唯一有关的需求就是消费者对于现有已生产产品存货的需求——每个企业家都会假定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就是说,每个企业家都会将价格定在一个合适的高度,高于这个选定的价格就会碰上弹性需求,因而导致较低的销售收益。

如果实际选择的售价恰好等于原来的预估,又如果市场在这个价格出清,那么企业家的预测就是正确的。而另一方面,实际需求可能与最初的设想不同,各种类型的企业家预测错误就会因此显现。在销售的时点上,企业家可能会发现他错误地“过少”或者“过多”生产了。在前一种情形中,实际需求(价格和收益)高于预期,而如果先前进一步扩大生产的话,利润还可以更大。企业家一开始估计超过某个产出点外的需求为无弹性(这样的话产出增大会导致总收益减少),而现在的情况显示出来是在这个点外需求有弹性。在第二种情形中,实际需求(价格和收益)低于预期。如果企业家少生产一些,本可以避免损失。企业家预估某个产出点外的需求有弹性,所以可以出售更大的产量赚取更高的总收益;而现在的情况显示这一需求的无弹性。

但不管怎么说,每个企业家,不论他原来的预测是否正确,他都必须继续做出新的产出决定。假设他们认为过去的经验(当前的需求)可以预示他们未来的经验(需求),那么有三种可能的决定存在。此前预测正确的企业家会生产与之前相同数量的财货。生产“过少”的企业家现在会生产更大数量的财货,而生产“过多”的企业家会开始限制当前销售和未来生产。罗斯巴德问道,企业家后来的这种对先前生产过度的反应,与米塞斯所说的“垄断价格”的情况该怎样区分开来呢?他的回答是两者事实上无法区分。

从这种减产中得到的更高的价格就一定是“垄断价格”吗?为什么它不会是一个从低于竞争性的(subcompetitive)价格向竞争性价格的移动呢?在真实世界,需求曲线不是简单地“给定”给生产者的,而是必须被预估和发现的。如果生产者在某一时期生产得太多,为了赚得更多收入而在接下来的时期生产得更少,关于该行动没有什么可以额外解释的了……因此,我们不能用“限制生产”来检验是垄断性还是竞争性价格。当然,从低于竞争性转向竞争性价格也涉及到对该商品生产的“限制”,并伴随被释放的要素引起的其他领域生产的扩张。不存在任何一种办法来辨识这种“限制”和所谓的“垄断价格”情况下的必然的扩张……但是,如果一个概念不可能基于现实,那么它就是空洞和虚幻的,而且也是没有意义的概念。在自由市场上没有办法将“垄断性价格”和“竞争性价格”或“低于竞争性的价格”区分开来,也无法确定从一种向另一种转变时的任何变化。无法为作出这样的区分找到任何标准。因此,当与竞争性价格区分时,垄断性价格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唯一能谈论的只是自由市场价格。20

在这些主要的创见以外,罗斯巴德还贡献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洞察。这里仅需举两个例子。其一,罗斯巴德使用米塞斯著名的论点——社会主义下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成本会计)——甚至比米塞斯还更具一般性地证明了自由市场上出现独大卡特尔(one big cartel)的不可能性。21

自由市场为企业规模设置了明确的限度,也即市场中的可计算性的限度。为了计算每一个分支的利润和损失,对于各种要素和中间产品的每一个,一家企业内部的运行都必须能够参考外部市场。当任何这些外部市场消失时,由于全都被吸纳到了一家企业的范围之内,可计算性就会消失,企业也不再有办法理性地配置要素于特定领域。这些限度越是遭到侵犯,非理性的范围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也更加难以避免损失。独大卡特尔将根本无法理性地配置生产资料,因此也无法避免严重的亏损。因此,它绝不可能真正地被建立起来,而且如果尝试建立,也会很快分崩离析。22

第二个例子同样也是受米塞斯的启发,来自货币理论领域。米塞斯(他又是受到门格尔著作的激发)已经证明,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最初必然是某种商品货币(如黄金)。罗斯巴德提出了一个政府摧毁或者转移货币的理论(也许可以用“渐进原理”来命名),补充了米塞斯的货币起源理论——即他著名的“回归原理”(regression principle)。他用最为简要的方式在《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23一书中阐明了,政府为了取得——其最终目的——伪造货币的完全自主权所采取的行动在行动学上的必然后果。由于政府必然从市场供应的商品货币(如黄金)开始着手,它首先会垄断铸币;然后,它会垄断货币替代品的发行(货币凭证,见票即付的银行券);随后,它会参与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发行超过实际货币量的货币替代品;到最后,由于银行危机(挤兑)是部分准备金银行业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会延期偿付其纸券,切断纸券(凭证)与货币(黄金)的联系,征收所有私人拥有的货币,并发行一种纯粹的法定货币。

不过,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远远不能概括罗斯巴德的成就。甚至将这些创建整合到一个庞大、全面而且统一的奥地利经济学体系之中也远远不能概括。虽然罗斯巴德是职业经济学家,但是他的著作却也包括了政治哲学(伦理学)与历史学。

不同于否认理性伦理学之可能性、信奉功利主义的米塞斯,罗斯巴德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伦理体系来补充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从而使支持自由市场的理论天衣无缝。罗斯巴德吸取了自然权利理论,尤其是约翰洛克的著作,以及美国本土莱桑德·斯普纳(Lysander Spooner)和本杰明·塔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传统,阐发了一个以自我所有权和原始占有无主自然资源的原理为基础的伦理体系。他证明,任何其他的提议,或是不满足伦理体系人人适用的要求,或是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遵循它直接意味着死亡,而它要求有存活的支持者,这样就导致了行为矛盾。前者的例子是所有意味着授予A对B以及B所原始占有的资源的所有权,而不同样赋予B针对A的相同权利的提议。后者的例子是所有鼓吹全世界(或者共同体内)所有人共同所有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提议,因为这样的话,没有征得其他每个人的同意,就无法用任何东西做任何事情。而如果一个人不是自己身体的完全(私人)所有者,他又怎能同意某件事呢?罗斯巴德在他第二部代表作《自由的伦理》中推演的整个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法律体系——从契约法到惩罚理论——都来自最初这几条公理;而在《为了新的自由》(For A New Liberty)24中,他运用这个伦理体系,诊断了当前这个时代,以及实现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所必需的政治改革的提议与经济学分析。

此外,虽然罗斯巴德主要是一位理论家,但他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所包含的丰富的经验信息,鲜有经验主义或者历史主义学者所能媲美。事实上,罗斯巴德认识到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伦理学)是纯粹的先验理论,理论推理在逻辑上先于和约束任何历史探究,这使他的经验研究优于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修正派”(revisionist)历史学家。在经济史领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美国大萧条》25一书。该书用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及随后的经济萧条。在政治史领域,他著有4卷本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在自由中孕育》(Conceived in Liberty)26, 而且在思想史领域,他还有在去世后出版的巨著(虽然没有完成),两卷本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思想》和《古典经济学》。27在各部著作和无数的论文中,罗斯巴德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关键时刻都做了整体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分析:从1819年恐慌,杰克逊时期,南方独立战争,进步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主义,胡佛,罗斯福和二战,直到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主义。罗斯巴德对于历史的细节独具慧眼,不断挑战常规陈见和史学正统,将历史过程是善与恶不断斗争的图景呈献给读者: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自由的力量与盘剥民众、中饱私囊、用谎言和欺骗掩盖罪行的权力精英之间的斗争。

虽然有这些惊人的学术成就,但如果按照常规的标准,罗斯巴德的生涯和米塞斯十分相似,很难算的上是成功。20世纪是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年代,学校和大学又由政府出资、管控;因此,最为显赫的任命往往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干预主义者所得,而“不妥协的”、“教条式的”或者“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往往被挤出学界,或是被排挤到边缘。罗斯巴德对此一目了然,所以对于他的学术命运,也从未抱怨或者展露出痛苦。他的影响并不依赖于体制力量,而完全依赖于他的理念和逻辑力量所迸发出来的能量。

穆雷·罗斯巴德作为移民家庭的独子在纽约出生、成长。他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来自波兰;他的母亲来自俄罗斯。罗斯巴德凭借奖学金读了私立学校,然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经济学。1956年,他在经济史学家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从1949年开始的10多年里,罗斯巴德也参加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私人研讨班。在为多个基金会工作数年(尤其是威廉·沃尔克基金会)后,罗斯巴德从1966年到1986年都在一所工科学校——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执教。1986年开始到他去世的这段时间,他是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S·J·霍尔杰出经济学教授。作为布鲁克林理工大学仅有的两位经济学教授之一,罗斯巴德是社会科学学部的一员,但这个学部在这所大学里的地位不高。在拉斯维加斯、设于内华达大学商业学院的经济学系并不开设博士项目。因此,罗斯巴德在整个学术生涯当中,都不能说哪一位博士是他自己的学生。

罗斯巴德存在于学术界的边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上影响或者吸引学生与门徒。凭借自己泉涌般的著述,以及他以H·L·门肯为典范的无可匹敌的清晰写作,罗斯巴德成了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首屈一指的活动家。这场运动在三十年间从屈指可数的支持者,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大众运动(包括建立起了一个政党——自由至上主义党——但还远远不止,一直延伸到在美国国会和许多州立法机关建立起了一个宽广、复杂的团体和组织网络)。自然而然,在这场运动之中,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立场并非一直没有受到挑战或者反驳。在他的生涯中,充满着他与公共团体的结盟、联合、决裂和再结盟。不过,罗斯巴德与波顿·S·布鲁默特(Burton S. Blumert)的自由至上主义研究中心,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合作,创立和主编了这两个机构的学术旗舰《自由至上主义研究学报》(1977)以及《奥地利经济学评论》(1987)。28这让他在去世后还无疑是整个自由至上主义运动中最为重要、最受尊敬的思想权威。而时至今日,他的理性主义-公理演绎的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不仅是自由至上主义内部界定每个人和每件事物的思想标准,而且日益在美国政治当中得到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