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代表强权,不是自愿支持

Juan Ramón Rallo, el Economista, 2015-4-8

——安吉·加比隆多想用“自愿支持”[1]掩盖强制税收的本质

毕宏宁 译 王泓崧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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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西班牙大选风起云涌,极左政党“我们能”(Podemos)势有尾随希腊极左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执掌西班牙政坛的趋势,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纷纷“向左转”,在此情况下胡安·拉蒙·拉耀(Juan Ramón Rallo)教授就政客在大选前呼吁选民支持增税的行动,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反驳。本文原刊载于2015年4月8日出版的西班牙《经济学人报》(el Economista)第4页。

日前,西班牙前教育部长、社会主义竞选人安吉·加比隆多(Ángel Gabilondo)在马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想提高税赋,而是要呼吁马德里市民自愿支持税收。现在还不清楚加比隆多是想要冻结自治区所有的税金然后向市民提供一个银行账户,呼吁他们自愿向国家财政捐款,还是只是想把“收税”这个邪恶的行为美化成一个廉洁的词汇:“自愿支持”。

如果是第一种,也就是他试图用慷慨仁爱来取代强制税收的话,那这位前教育部长肯定会赢得所有想要维护社会关系自愿原则,反对国家机器、官僚体系强制原则的自由主义者的掌声。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有可能是站在非政府组织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领导自治政府的立场上来讲这番话的。

对此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位前教育部长想要挂羊头卖狗肉,嘴上呼吁自愿支持,实际执行起来完全相反,也就是试图非自愿的强制掠夺马德里市民的收入和财富,用作自治区政府的一部分。

《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RAE)清楚的定义了“自愿支持”的含义:“有条件的支持他人的一份事业或者一个公司。” 也就是一个人决定短暂的支持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完成他的目标。西班牙皇家学院还定义了“税收”的含义:“由法律规定的货币的义务,其金额用来支持公共开支。” 也就是由公共部门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沉重的、制度性的负担。支持这个字眼让人想到的是值得赞美的道德节操,但是却有人用这个词来覆盖和遮掩税收在道德上的本质缺陷,也就是强制性(国家主权),企图混淆视听之后再去享受通过税收带来的金钱收入(在此情况下,对收入和财富的所谓“公正”征收)。

加比隆多和其他图谋想让纳税人自愿纳税的政客一样,并不是在要求自愿支持,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救济穷人的借口,也就不能劝导我们出于同情其他同乡而去自愿、无私的纳税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好的市民要适当的承担无私帮助他人的道德责任,但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来把这个道德责任变成政府税收这种单方面的法律义务。加比隆多想要的不是自愿支持,而是希望市民服从政治权力,对政府强权不闻不问,进而政府就能随心所欲的决定他们的生活了。

诚然,一个人可以被完全、彻底地说服,从而相信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税收,甚至会相信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大的好处是会改善社会福利。最后,还可能为纳税国家主义辩护,要求寻找共同利益。

但是,支持强制税收的人也不能篡改词语的本意:税收不是自愿支持,而是强权。政府能借此单方面的把义务强加在每一个市民身上,这些市民还不敢吭声,乖乖履行。

[1] 译者注:经过和原文作者沟通,“自愿支持”还可以理解为“利他主义”。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二):货币与信用理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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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其著作《货币》(Money)中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正确地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通货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欧文·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样的加总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动的微观分析。

要拓展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对直接消费品来说,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其效用,并进一步明白对商品的需求。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效用互相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只是为了在未来购买其它商品。货币与众不同的本质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以便市场中的交换。因此,只有当货币在市场上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一切消费品和服务,需求在价格之前,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和价格为前提的。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

1906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上。米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08-09年的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才是贸易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米塞斯的观点在通货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银行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后,米塞斯从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强烈反对金本位制度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长期以来,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金,用来向官员、政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值得尊敬的人和客观公正的学者,纵然是出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政府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国家主义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国家主义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总之,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国家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同时也向大众揭示取消政府特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7]

1909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在1912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名字出版。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首次将宏观和微观再度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终于可以用个体的行动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体行动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动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论和欧文·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核心缺陷。货币数量论是当时英美学界的正统,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 “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关注个体行动和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选择,米塞斯不仅将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通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个人选择,米塞斯修正了先前理论不切实际的,对总量之间的机械关系的关注。[8]

此外,米塞斯还让李嘉图和19世纪前半叶英国通货学派的独特观点重获新生:尽管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相同条件下,消费品的供给增加,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货币与之截然相反。货币只具备一种功能,即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刻,为货币持有者换来资本品或者消费品。货币并不会像消费品一样被吃掉或者用完,也不会像资本品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磨损。货币量的增长只会减少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而不会造福社会。实际上,政府及其掌控的银行系统之所以倾向于增加货币供给,正是因为它们明白新增货币不会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相反,新增货币往往先到政府自身和中央银行手上,再流入银行新贷款客户、政府服务承包商和政府官员手里。米塞斯指出,最早收到增发货币的人,必然牺牲了别人来获益;而处于利益链末端、晚得到新增货币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生活,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必然是货币增发的受害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货币膨胀是一种隐秘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手段,能将财富从大部分人手上转移到政府及其青睐的利益集团。米塞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作为商品的地位在市场上得以确定,就不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而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9]

在否定费雪关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时,米塞斯顺道对效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纠正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奥地利学派效用分析上所犯下的错误。他们的错误虽然不至于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样严重,但有证据表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被衡量,或者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加在一起便是商品为社会提供的“总体效用”。

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受到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居赫尔的重要启示。居赫尔是庞巴维克研究生讨论班的一名学生,他认为,既然边际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那么它便是纯粹的喜好排序,没有任何理由对个人喜好做加减运算或是进行估值,更不用说不能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米塞斯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主题,揭示了所谓边际效用总和的“总体效用”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在衡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我们只需要看多加一部分商品带来的效用。假如我们在考虑一箱鸡蛋的边际效用,那么将这箱鸡蛋的效用算成“每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之和,是极不妥当的。在一箱鸡蛋和一个鸡蛋的对比问题上,我们只是在处理两个大小不同的商品而已。关于两种商品的效用之比,我们最多只能说一打鸡蛋的效用比一个鸡蛋的效用高,而无法说出高几倍,高出多少。效用只能排序,不能加减乘除。米塞斯纠正前辈错误的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一致:永远将焦点放在个体的真实行动上,而不是偏离至机械的加总概念。[10]

假如居赫尔-米塞斯的先见之明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的效用理论中的话,经济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也不用完全弃用边际效用理论,把它当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基数,以至于拥抱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率。此外,今天的微观经济学课本也不至于荒谬地讨论“效用”的复数形式这样一个测量和数学操作的虚构存在。

那么,对于著名的奥地利循环问题,米塞斯又有什么看法呢?实际上,米塞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经济学贡献:回归定理。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对货币取代物物交换的逻辑-历史解释,并且富有逻辑地证明了货币只可能由这种方式产生。由此,他解决了解释货币效用时遇到的循环论证问题。具体而言,循环问题指的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点第N天,当时的货币价值(购买力)由两个因素决定:第N天的货币发行量和第N天的货币需求。这两者都是基于对第N-1天的货币购买力做出的判断。米塞斯跳出这样的论证方式,准确地理解并抓住了货币价格推演的时间维度。当天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购买力,因此又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需求。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循环论证,每一天的购买力都取决于当天的需求,因此取决于前一天的购买力,以此类推,向过去追溯源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逻辑仍不足以逃离循环论证。

但米塞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奥地利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逻辑推导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米塞斯认识到,货币在某个时刻必然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非货币商品。让我们假设在第1天,某种商品开始扮演交换物的角色(也就是“货币”)。在那个时刻之前的第0天,这种商品(假设是黄金)尚不是交换物,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直接商品。货币价值产生的因果链条从第N天开始向前溯源,一直到第1天为止,然后再从第1天向第0天推导。第1天的黄金需求由第0天的黄金购买力决定,而在第0天的黄金需求,只与当天黄金在用于消费时的直接价值有关。自此,我们的逻辑溯源就达到了尽头:第0天的货币价值不用再涉及任何过去的因素(比如前一天的货币价值)。

除了确定了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决定因素、解决了奥地利学派的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还阐明了货币的特殊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需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回归定理还说明,在任何社会,货币能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并确定其地位的过程,只有在市场中才可能发生。货币不可能产生至社会契约、政府强制或经济学家人为提出的计划。货币只能从市场中“自发”地产生。[11]

理解米塞斯的回归原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许多不可行的计划:有的是奥地利学派和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计划凭空创造新货币或通货单位,比如,哈耶克就曾提议使用“达卡金”(ducat);有的是计划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开。

米塞斯除了将货币理论和一般经济学理论结合到一起,并将其放在个体行动的微观基础之上以外,还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改进了当时的对银行业的分析。他重拾了李嘉图-通货学派的传统,进一步说明废除通胀性部分准备金信贷的合理性。米塞斯区分了银行承担的两大功能:将存款转化成生产信贷(“商品信贷”),以及作为货币仓库的保管现金的作用。两者都合法,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一旦货币仓库(银行)发行虚假的存储回执(钞票或活期存款),将那些根本不存在于银行保险柜中的资产变为现金(“信用贷款”),这些没有硬通货支撑的信用就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米塞斯因此赞同通货学派的看法,认为银行的债务必须有100%的现金保障。他指出,英国根据通货学派原则制定的1844年《皮尔法案》(Peel’s Act)只要求为市面流通的钞票准备100%的准备金,而没有看到活期存款其实是现金的替代品,因此可以看做货币供给的一部分,所以有违制定者的初衷。在米塞斯成书的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米塞斯不指望政府会推行100%准备金制度,因此他提倡依靠自由银行制度来实现这一理想。《货币与信用理论》指出,协调和推动银行信贷增长的始作俑者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因为它们有中央储备,能够救急陷入困境的其它银行,并确保所有银行一同增长信贷。在C.A.菲利普斯(C.A. Phillips)的著名表述的八年前,《货币与信用理论》就已经表明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贷的空间。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米塞斯在自己的货币和银行理论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开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将这个理论与一般微观经济学结合到了一起,并在分析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个雏形在1924年的第二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被进一步发展。

首先,米塞斯绝妙地在银行活动中辨认出了两个几乎雷同的过程:(a)银行扩大信用,就必然面对存货紧缩和兑现需求的增加;(b)所有银行在央行的指示下,增加货币供给,提高信用,从而为休谟-李嘉图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生成时间。随着信用和货币供给增长,收入和价格的上升,黄金开始流向国外(例如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从而导致银行和信用崩溃,银根紧缩,价格下降,现金流动的方向重新指向国内。米塞斯不仅发现这两个过程大体一项,而且第一个勾画出了繁荣-萧条周期的原始模型——模型中,繁荣由货币增发所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成增长,进而被迫紧缩。

19世纪20年代,米塞斯在三大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构思了自己商业周期理论;通货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模型、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赛尔对“自然”和银行利率的区分,以及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米塞斯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把之前毫不相关的分析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说明了如下这套事实:不管是往经济中注入货币,还是将商业贷款的利率降低至市场的时间偏好以下,任何虚高甚至凭空创造出银行信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原理消费者的资本品行业中不良投资过度。当通胀性银行信用繁荣持续越长,资本品上不良投资的规模越大,这些清算这些不良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一旦信用扩张停止或转向,甚至只是大幅减缓,不良投资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米塞斯笔下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陌生、无法解释的不正常现象,而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必要过程。市场经济需要清算那些繁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让市场回归正确的消费-投资比例,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与干预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不同的是,米塞斯不赞同政府必须抗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内在机制造成的经济衰退。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政府必须停止干预经济衰退,只有这样,衰退期才能纠正政府制造的通胀性繁荣期所造成的扭曲。

尽管《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的贡献光彩夺目,米塞斯却感到沮丧。他塑造出货币与信贷理论,并首次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理论。他同样看见一般理论本身也需要修正,他原本打算和他的新货币理论一道,提出修正后的直接交换和相对价格理论。他还希望对经济学里新潮的数学方法提出彻底批评。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综合正面理论和批评数理经济学的宏伟计划暂且搁置,因为他正确地意识到,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正如米塞斯所写,在接下来悲惨的世界大战中,

如果我可以抽出时间安心工作,我会在第一卷从直接交换理论开始写;然后是间接交换理论。但事实上,我只得从间接交换开始写,因为我相信,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我们处在大战前夕,我想在战争爆发前完成自己的著作。[12]

直到20世纪40年代,靠着《经济学》(1940)及其大幅扩展的英文版——他的杰作《人的行动》(1949),米塞斯才得以完成自己对经济理论的宏伟重建,使其登峰造极。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一):青年学者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李杨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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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理论家,年少时他感兴趣的却是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管理史。米塞斯上高中的时候,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倡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正在德语国家大行其道。米塞斯对此十分反感。在早期对历史的钻研中,米塞斯沮丧地发现许多历史研究不过只是在重述政府的官方文件;年轻的米塞斯对历史研究中的国家中心倾向深恶痛绝。他想记录的是真正的经济史。对此,米塞斯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历史知识的强烈兴趣,让我迅速觉察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不足。它并没有在解决科学问题,而是沉迷于赞美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并为独裁政权开脱。德国的大学属于官方机构,教员都是公务员。教授们清楚自己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也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鲁士国王的仆人。[1]

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的专业导师,经济史学家卡尔·格伦贝格(Karl Grünberg)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一员,他倡导国家主义,对劳工史、农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格伦贝格同时也是德国经济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追随者。克纳普认为货币纯粹是政府设计的产物;他的相关作品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科纳普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经济史中心与许多自己的学生从事研究。研究主题通常是农民是如何在不同的德意志诸侯国里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格伦贝格教授希望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所以他安排自己的学生去调查在奥地利不同省份农奴制的废除情况。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分配去调研自己的家乡加里西亚。米塞斯为这一研究所写的著作在1902年出版。后来再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道,由于采用了科纳普·格伦贝格的研究方法,“这本书顶多记录了政府的政策措施,而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史。”[2]三年后他出版了第二本关于奥地利儿童劳工法律的历史著作,这本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被认为“好不了多少”。[3]

尽管他对历史学派倡导的国家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心存芥蒂,那时的米塞斯还没有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学的最初几年,米塞斯虽然很快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仍然是一个自由左派(left liberal)和干预主义者。他加入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育社团,投身到实际中的经济改革中。三年级的时候,米塞斯在尤金·冯·菲里波维奇(Eugene von Philippovich)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了当地住房情况,并在随后一个学期中做了些刑法方面的研究,调查有关家佣的法律变化。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当中,米塞斯开始意识到法律改革有时会适得其反,而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903年的圣诞假期前后,米塞斯阅读了卡尔·门格尔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第一次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开始理解与自己先前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再加上他亲身观察到干涉主义的无能,米塞斯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米塞斯接下来推出了两本经济史的著作,并在190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的他遇到了行将困扰自己一生的问题:学术界拒绝给予他一个全职付薪的工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米塞斯长期被迫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他依然凭其多产和才思,在知天命之年在经济理论和哲学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总的来说,中年以前的米塞斯只能在业余时间钻研经济学理论,撰写他那些伟大且极富影响力的书籍和论文。要是他能像其他学者一样享受休假,而在工作时间全力钻研理论,他会做出何种成就?这个世界会有何种收益?米塞斯自己也说他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研究计划,往往受制于缺乏空闲时间。他伤感地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做这些研究。自从完成学业以后,我就找不到时间徜徉在文献和图书馆中做学术。” [4]

米塞斯的博士学位是在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取得的,所以在1906年后的几年里,他在各种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刑事法庭担任职员,并成为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除此以外,为了准备日后的教职,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高年级讲课,教授经济学、宪法以及管理。他的这份兼职一直做到1912年。[5]那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本重要著作。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投身于应用经济研究。米塞斯从1909年开始担任中央住房改革协会的经济分析师。他成为了该协会在房地产税收方面的专家,发现奥地利极其恶劣的住房条件是对公司和资本利得的高税率造成的。米塞斯主张降低这些税收,尤其是对房地产的重税,他指出,这样并不会大幅降低租金,因为这会提升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并因此刺激住房投资。米塞斯成功推动了房地产税的大幅降低。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了1914年,直到战争终止了住房建设。

从1909年到他二十五年后离开奥地利这段时间,米塞尔的全职工作是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经济分析师。[6]在奥地利,商会类似于“经济议会”,由政府设立,代表由商人选举产生,由国家财政出资赞助。商会向政府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其权力的中心是代表大会,由各级地方和省份的商会代表组成,并配有相应的委员会。向商会和代表大会建言的专家,会被召集到各级商会的秘书处。二十世纪之交,在维也纳商会(奥地利最重要的商会)秘书处工作的经济分析员,都是奥地利政府重要的经济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米塞斯在商会半独立的位置上小有成就,成为当时政府主要的经济顾问,我们下面会看到,他为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赢得了不少胜利。

精要米塞斯(九):出路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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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让人满怀希望的证据表明,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思想和贡献事实上长达一生的孤立有望终结。近年来,社会科学和政治领域转向错误方向所造成的内在矛盾和惨重后果,已变得愈发明显。[23]在东欧,共产党政府无力计划其经济已经众所周知,这导致了一场越来越浩大的自由市场转向运动。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和通货膨胀论者的秘方正显示出重要的破产迹象。“后凯恩斯主义”美国政府无助地苦苦挣扎,以控制看似永无宁日的通货膨胀,即使在衰退期,通货膨胀也挥之不去,无情嘲讽着传统经济智慧。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崩溃,加上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明显缺陷,导致整个凯恩斯主义框架越来越如芒在背。政府支出和官僚统治导致的明显浪费,让凯恩斯著名的格言听起来格外刺耳:政府是把资源花在生产性资产上还是金字塔上根本无关紧要。国际货币秩序无助地走向崩溃,导致全世界的后凯恩斯主义政府在难以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之间从一场危机转向另一场危机:对法币实现浮动汇率,还是通过汇率管制实行会削弱外贸和投资的固定汇率。

我们必须在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危机的大框架里,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来看待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在美国,现代国家主义“自由派”(liberalism)已表明自己无力应对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危机:国家军事集团的冲突,公立学校的财政、内容、人员和结构,持续的通货膨胀与公众对苛捐杂税日益强烈的抵触之间的冲突。现代福利-战争国家的福利和战争都正遭受日益严重的挑战。在理论领域,越来越人开始反抗这一理念:“科学”技术官僚组成的精英必须用他们的社会工程学把我们当原料统治。而政府可以而且必须采取强行手段,使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实现人为“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也越来越被人诟病。

总之,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的所有地方,人们在幻想破灭后,用越来越猛烈的炮火批评米塞斯与之战斗终生的现代国家主义。人们不再愿意温顺地服从那些自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法规和命令。但问题是,只有找到一种可行、连贯的选择,这个世界才能从国家主义的瘴气之中杀出一条路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提供了这一选择:他为侵袭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困境提供了出路。终其一生,他都在预言我们现在的幻想破灭,并为这一预言出示原因,并开辟了一条供我们遵循的建设性替代道路。因此毫不奇怪,在其辉煌人生的第九十二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接受了这条路。

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英译本(1962)的前言中,米塞斯写道:

三十五年前,我试图概括这种曾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的思想和原则,我并没有妄想自己的说明能阻止迫在眉睫的灾难发生,欧洲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明显更重要。我想要达到的只是向少数有思想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去大致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并因此为即将到来的崩溃之后复兴自由精神铺平道路。[24]

在致敬米塞斯的文章中,雅克·吕埃夫声称: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捍卫了理性经济科学的基础……。通过他的教诲,他已经播下重生的种子,人们一旦开始更喜欢告诉人真相的理论,而不是讨人们欢心的理论,这种子就会结出果实。当那一天到来,所有经济学家都将认识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值得他们钦佩和感激。[25]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家主义正在土崩瓦解,这的确正在导致发生一场重生,而米塞斯希望影响的有思想的少数人队伍也在快速壮大。如果我们真的出在复兴自由精神的起点上,那么,这场复兴就是为纪念这位高贵、伟大的人物之生平和思想的无上丰碑。

精要米塞斯(八):米塞斯在美国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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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受到迫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加入了著名的欧洲流亡者大军。米塞斯首先去了日内瓦,从1934年到1940年在高级国际关系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任教;正是在日内瓦,他于1938年迎娶了迷人的玛吉特·瑟伦妮-赫兹菲尔德(Margit Sereny-Herzfeld)。1940年,米塞斯来到美国。[20]然而,尽管无数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欧洲流亡者在美国学术界大受欢迎,尽管自己以前的追随者得到了显赫的学术要职,米塞斯自己却被人忽视和遗忘。由于在经济方法和政治哲学上难以抑制、毫不妥协地坚持个人主义,他被正是标榜自己“自由追求真理”的学术机构拒之门外。然而,靠着纽约市几家小基金会的资助,米塞斯得以在1944年出版了两本用英语写成的名著:(Omnipotent Government)[21]和《官僚体制》(Bureaucracy)[22]。《全能政府》表明,纳粹政权并不像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相反,却是一种极权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则为利润管理和官僚管理之间的关键差异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分析,并表明,官僚主义的严重低效率是任何政府活动中固有和不可避免。

米塞斯从未获得一个付薪的全职大学教职,这是美国学术界不可饶恕的可耻污点。从1945年起,米塞斯就一直只是纽约大学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常被大学当局视为二等公民,远离享有盛誉的学术中心,并且身边多是主修会计或企业财务,趋炎附势、不明就里的人,就是在这些条件下,米塞斯恢复了他名噪一时的每周讨论班。不幸的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米塞斯不可能指望培养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年轻理论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指望重现其维也纳讨论班的那种灿烂成就。

尽管情况糟糕而不幸,米塞斯还是骄傲且毫无怨言地开展了自己的讨论班。我们这些在其纽约大学时期才结识米塞斯的人,从来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辛酸怨言。米塞斯以其无限温和、亲切的方式,努力去鼓励和激励学生们产生哪怕一丁点火花。每周,他都会倒出一大串他建议的研究项目。米塞斯的每堂课都犹如精心雕琢的珠宝,充满洞见,勾勒出其经济图景的全貌。对那些一言不发、心里犯怵的学生,米塞斯会眼中闪烁着招牌式的幽默对他说,“别怕发言。记住,不管你就主题说了什么,不管你说得多荒谬,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说过同样的话。”

尽管米塞斯身处绝境,他的讨论班中还是涌现出一小群毕业生接过了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衣钵;此外,讨论班也成了整个纽约市区的未注册学生的灯塔,他们每周都聚来参加米塞斯的讨论班。不仅如此,讨论班的乐趣还在于课后在附近餐厅的聚餐,这多少能微微反映出著名的米塞斯圈子(Mises-kreis)在维也纳咖啡馆侃侃而谈的日子。米塞斯会滔滔不绝,讲述迷人的轶事和洞见,从这些轶事之中,从独特的氛围之中,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身上,我们都看到了更为高贵、更为迷人的旧时维也纳的化身。我们这些有幸参加他在纽约大学讨论班的人,都能够很好地理解米塞斯何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导师和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尽管当时他的处境艰难,米塞斯还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成为了自由、自由放任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孤独明灯。正如我们所见,米塞斯非比寻常的生产力在新世界里依然不曾中断。幸运的是,很多热心人士在翻译他的经典著作,并出版他源源不断的新作。米塞斯是美国战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中心焦点:指引并永远鼓舞着我们所有人。尽管备受学术界忽略,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今天都还在出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追随者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即使在那些心存抗拒的学院经济学家当中,近年来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传统。

不仅在美国;尚未广为人知的是,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二战后西欧从集体主义转回至少部分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西德,米塞斯在维也纳时的学生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是德国从集体主义转向相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动力。在意大利,米塞斯在自由市场经济上的老同事路易斯·埃依诺蒂(Luigi Einaudi)总统,在战后推动国家远离羽翼已丰的社会主义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米塞斯的追随者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则是戴高乐将军在英勇奋战,几乎仅凭一己之力恢复金本位之时的主要经济顾问。

最后要致敬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不可战胜的精神,他每周都坚持在纽约大学开展自己的讨论班,在他1969年春天作为美国当仁不让的最年长活跃教授退休之前从未间断,那时他已87岁高寿,依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

精要米塞斯(七):米塞斯与《人的行动》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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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固然很好;但要在这一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真正去建构经济学——经济分析的整个体系——却又是另一回事。我们通常认为不可能指望同一个人来完成这两项任务:先创建方法论,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经济学体系。鉴于米塞斯已经著作等身,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期待米塞斯本人来完成这一极其艰难困苦的任务。然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孤立无援、孑然一身,几乎完全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的情况下,在逃离法西斯治下的奥地利,流亡于日内瓦的期间,在一个完全遗弃他的观念、方法和原理的社会和学界里,做到了。1940年,他出版了自己登峰造极的里程碑式著作《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然而这本书却在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迅速被人遗忘。所幸在1949年,《经济学》一书在扩充之后被翻译成英文,取名《人的行动》(Human Action)。[17]光是写出《人的行动》,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米塞斯能在此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完成这一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人的行动》就是我要的经济学(IT);它是经济学的全部:它建立自可靠的行动学公理,完全根据对行动着的人——在真实世界中行动的有目的的个人——的分析。它是用演绎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织造出人的行动这一事实的逻辑含义。笔者曾有幸在出版过程中阅读本书,它竟然改变了笔者的人生和观念轨迹。因为书中是一套我们中一些人曾经梦寐以求却一直以为难以企及的经济思想体系:一种完整而理性的经济科学,一种早应存在但从未现身的经济学。一种由《人的行动》所提供的经济学。

米塞斯的巨大贡献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略窥一二:《人的行动》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论文集;在所有传统中它都是第一本这样的综合性论文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被瓦解成零散、残缺的分析;而在菲特、克拉克、陶西格(Taussig)和庞巴维克等才俊战前的著作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将自己的学科看作一个连贯、演绎的整体。眼下唯一还在试图呈现这个领域全景的著作者是那些基础教材的作者:但他们缺乏连贯性,只能反映出经济学已经陷入的惨状。但现在,《人的行动》为走出这片不连贯之泥沼指出了一条路。

关于《人的行动》已经无需多言,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这本伟大的经济学巨著里众多具体贡献中的几点。尽管庞巴维克发现并强调了时间偏好是利息的基础,他本人却没有在此基础之上完整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弗兰克·A. 菲特曾经改进并完善这一理论,并在其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那些值得注意却遭人忽视的著作中,建立起一套利息的纯时间偏好解释。菲特的经济体系图景大致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定消费品的价格,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那么,所有这些回报都以利率或时间偏好进行贴现。米塞斯复兴了菲特被人遗忘的成就,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领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行动学范畴,他把菲特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以及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米塞斯还从方法论上对当今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数学和统计方法提供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批评,这一体系源于瑞士新古典主义者莱昂·瓦尔拉斯,其方法论可谓应有尽有,却唯独把语言或言语逻辑排除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米塞斯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们中很多人受过全面的数学训练)明确的反数学传统,他指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脱离时间、静态、虚构的“一般均衡”。一旦我们离开这一天堂,去分析真实世界——一个存在时间、预期、希望和错误的世界——中个人的行动,数学就变得不仅无用,而且极具误导性。他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做石头,并因此相信,可以像在物理学里测绘导弹飞行轨迹那样,通过某种精确的数学方法用图表表示人的行动。此外,因为每个行动者都只能从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所以在人的行动科学里使用微分学——假设变化的量无限小——格外不合适。

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相决定”(mutually determined)的;因为在数学里,如果x是y的函数,那么y也在同样意义上是x的函数。这种“互相决定”的方法论可能在物理学领域完全合适,在物理学中没有只为原因的东西。但在人的行动领域,存在着原因,“单一的”原因:个人有目的的行动。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原因具有流向,比如,从消费者需求到生产要素定价,而决不能反方向进行。

同样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试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这是错上加错;因为任何使用统计数据来得出可预测定律的行为,都假设了在分析个体行动时,可以像在物理学里一样,发现恒定不变的定量定律。然而,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从未有人在人的行为中发现过哪怕一个定量行为,也没人有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都有其固有的意志自由。从这个谬误出发,目前人们对“科学”经济预测的狂热接踵而至,米塞斯则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经久不衰却又总是徒劳无功的渴望在根本上是荒谬的。过去几年,尽管使用了高速计算机和所谓的复杂计量“模型”,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却总令人大失所望,反而再次证实米塞斯的先见之明。

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少许方法论之外,米塞斯的经济学只有一个方面渗透进英语世界。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预测到了一次萧条,而当时正值20世纪20年代的“新时代”,包括欧文·费雪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宣扬政府中央银行的操纵已经确保了未来会永远繁荣下去。当大萧条降临,经济学界,尤其是英国经济学界才开始对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米塞斯杰出的追随者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迁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哈耶克自己对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迅速翻译成英文。在此期间,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讨论班培养了许多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家,包括约翰·R. 希克斯(John R. Hicks)、阿巴·P. 勒纳(Abba P. Lerner)、路德维希·M. 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而米塞斯的那些英国追随者,如莱昂内尔·罗宾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也在英国发表了一系列米塞斯主义对大萧条的解释。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如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和戈特弗里德·冯·哈贝尔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的著作也开始被译成英文,而罗宾斯也终于在1934年指导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的翻译。1931年,米塞斯出版了他对大萧条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18]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看起来如日中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塞斯经济学的其他方面也不会落后。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上慢人一步,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确保了米塞斯的周期理论也能在这个国家广泛传播。戈特弗里德·冯·哈贝尔勒在美国发表了米塞斯-哈耶克周期理论的第一份摘要;[19]不久后,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转而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学说。周期理论之外,哈耶克、马赫卢普,和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期刊上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复兴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看起来,奥地利学派越来越像未来的潮流,米塞斯也终将得到他早应得到却始终没有的承认。然而,在胜利来临的节骨眼上,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使悲剧降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他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混乱而不成熟的全新辩护和合理化,像一把野火席卷了经济世界。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为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筑起了一道不受欢迎的铜墙铁壁;现在随着凯恩斯的出现,经济学家借助他那阴沉、晦涩、半数学化的术语,争先恐后与急于扩张自己影响和权力的政客和政府进行名利双收的勾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为浩浩荡荡的现代福利-战争国家、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量身定做的精美知识保护伞。

就像在社会科学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不屑于反驳米塞斯的理论;后者就这样被人遗忘,在冠冕堂皇的凯恩斯革命洪流中被席卷而去。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草草倒入奥威尔笔下的“忘怀洞”(menory hole) ,从此在经济学家和全世界中销声匿迹。这场浩大的忘却之中,最大的悲剧或许莫过于米塞斯那些最能干的追随者也抛弃了他:投奔凯恩斯主义的不只是哈耶克的英国学生,不只是随后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的汉森,还有那些更有学识的奥地利人,他们飞快离开奥地利,远赴美国谋求学术高位,并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温和派。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天花乱坠的承诺之后,仅有哈耶克和名气稍小的拉赫曼坚守信念未曾变节。就是在这种孤立无援之下,在他应得的厚望破灭之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奋力完成了《人的行动》的主体。

精要米塞斯(六):米塞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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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著名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批评者,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对他那极具创意而多产的头脑来说,这远远不够。因为米塞斯已经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即便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也没有完全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此外,他还意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中了两种不健全的新方法的邪: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愈发追求把经济理论误导性地建构和物理学同样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和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建立在了正确的方法论之上;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个别洞见往往比较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因此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足以抵御新兴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冲击的明确、自知的方法论。

米塞斯着手为经济学建立一种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圆满并形成系统。他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1933)[13]一书中初步发展了这一思想。[1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学派最终衰败,而实证主义却令人遗憾地掌控了经济学界,米塞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论,并在其《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1957)[14]以及《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1962)[15]中驳斥了实证主义。米塞斯尤其反对实证主义方法,它运用物理学的方法,像对待石头或原子一样看待人。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经济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的行为中可量化、统计的规律性,并想出一些能用来进行“预测”并由进一步统计证据进行“验证”的定律。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适合那种认为经济应该由那些“社会工程师”——把人当做没有生命的物体对待的人——管理、计划的观念。正如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的前言中所写,这种“科学”方法是

……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用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活生生的人。(p. v)

米塞斯在两个来源之上发展了自己的对立方法论,他将其称之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逻辑、个人主义的分析;以及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尤其是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米塞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哲学。本质上,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依照物理定律定量决定而“运动”的石头或原子,他有其力图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也有如何去实现它们的想法。总之,和实证主义者相反,米塞斯肯定了这一首要事实:人有意识——人的头脑决定目标并试图采取行动来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可以运用内省和观察人类的活动来发现这种行动的存在。因为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里行动,所以他们会产生后果的行为决不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此,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类活动找出可预测的统计定律和相关性,只会徒劳无功、误入歧途。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同和独特的,都是人自由行动并互相影响的结果;因而,不能做统计预测,也不能“验证”经济理论。

如果人的行动学表明,人的行动不能被归类总结成量化定律,那么,科学的经济学又如何能存在?米塞斯回答说,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经济科学必须并且确实完全异于物理学的实证主义模型。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表明,经济学可以从把自己建立在极少几个广泛成立且显而易见的公理(axiom)之上开始,通过内省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可以获得这些公理。从这些公理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它们的逻辑含义作为经济学真理(truth)。比如,存在人的行动的这一基本公理本身就能推出:个体具有目标,会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要通过时间,会采用序数偏好表,等等。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被翻译,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想法却在当时就已经以一种被高度削弱的形式,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传播到了英语世界。在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之性质与意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1932)[16]中,作者致谢了米塞斯对他的“恩惠有加”,这本书在英美两国被奉为经济学方法论名著多年。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把稀缺的手段配置给供选的目的,这是一种高度简化和兑水的人的行动学。它毫无米塞斯对演绎方法本质的深刻洞见,亦缺乏米塞斯对经济理论和人类历史本质之区别的深刻洞见。结果——再考虑到米塞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著作未被翻译——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御日益高涨的实证主义热潮。

精要米塞斯(四&五):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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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

《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跻身欧洲一流经济学家行列。次年(1913),他就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讨论班成为了全欧洲聪明、年轻的经济学家的指路明灯。1926年,米塞斯成立了享有盛誉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而在1928年,他出版了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货币稳定与经济政策》(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6]

然而,尽管米塞斯的书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讨论班名声在外,米塞斯的非凡成就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却从未真正被经济学家真正认可或接受。以下事实可以生动说明这种排斥:米塞斯在维也纳一直是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即他在大学里的职位享有教授的名望,却没有薪水。[7]他的收入来自充当奥地利商业委员会(Austrian Chamber of Commerce)经济顾问的薪水,他从1909年开始到1934年离开奥地利,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米塞斯的成就受到普遍忽略的原因被归结为翻译,更深入地说被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的发展方向。英美学术界与世隔绝,未被翻译成英语的著作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而不幸的是,《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有英文版,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此时已为时已晚。德国向来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至于奥地利本国,庞巴维克在1914年辞世,已不大活跃的门格尔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去世,象征着奥地利学派已经走向衰落。正统庞巴维克主义者强烈反对米塞斯发展庞巴维克的理论,也反对他把货币与商业周期整合到奥地利学派分析中。于是,米塞斯必须重新创造出有自己学生和追随者的“新奥地利”学派。

语言并非在英美两国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新李嘉图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密不透风、居高临下的影响下,英国学界对奥地利学派思想从未有过好感。而在美国,奥地利学派思想曾经根基牢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经济理论水平却出现了令人悲痛的下滑。美国两位执牛耳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的赫伯特·J. 达文波特(Herbert J. Davenpor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A. 菲特(Frank A. Fetter)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双双停止了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理论真空期里,出现了两位不可靠、断然不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俩协助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他持一种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并强调追求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以提高和稳定价格水平;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他强调追求“完全竞争”的虚幻假设,并否认时间在资本分析中的重要性和时间偏好决定利率。

此外,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界一样,都越来越敌视米塞斯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一度流行相对的自由放任和金本位制度,米塞斯在这个世界的暮色时分写出了自己伟大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很快,战争便引入了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经济制度:一个属于国家主义、政府计划、干预、政府法币、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胀、通货崩溃、关税与贸易控制的世界。

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以十足的勇气和人格尊严抵御他周围日渐昏暗的经济世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从未屈服于那些他认为会带来不幸和灾难的风向转变;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中的变化也从未让他丝毫背离追求并阐述自己心中的真理。在一篇致敬米塞斯的文章中,法国经济学家、知名金本位倡导者雅克·吕厄夫(Jacques Rueff)谈到了米塞斯的“毫不妥协”,并正确地写道:

他(米塞斯)具有不知疲惫的热情,无畏的勇气和信念,他从未中断批判那些为大多数我们的新制度辩解的错误理由和谎言。他最为名副其实地证明了,那些制度声称会增进人类的福祉,却直接带来了种种艰难困苦,并最终导致种种冲突、战争和奴役。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丝毫偏离自己的冷峻推理所指引的道路。在我们这个非理性主义的时代,他依然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人。

那些聆听过他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他推理的力量指引到一些自己出于人之常情的胆怯而从来不敢探索的领域。[8]

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历来暗含着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偏爱,但在十九世纪末期平静和相对自由的世界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未费心去发展对自由或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随着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日渐抬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继续发展自己商业周期理论的同时,把他强大的注意力转向了分析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学。1920年,他在一份期刊上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9]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它首次证明,对一个工业经济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行的体制;因为米塞斯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抛弃了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因而不能理性计算成本或把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任务上。再次,尽管米塞斯这一著作迟至1934年才被翻译为英文,但他的论证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不得不花费数十年时间来反驳米塞斯,并为社会主义计划提出可行模型。米塞斯后来把自己的洞见整合成了一本全面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Socialism, 1922)[10]。在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盛传,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已经“驳倒”了米塞斯,社会主义者们松了一口气,不用为阅读米塞斯自己的贡献而烦恼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经济计划随着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水平提高,而被人公认为日益失灵,生动地证明了米塞斯的洞见——尽管米塞斯本人的论证依然一如既往地被人遗忘。

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行,那么,米塞斯称之为“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种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批判处置了林林总总的国家主义经济措施,这些文章被收录进了《干预主义批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1929)[11]一书。如果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都不可行,那么我们就只剩下“自由放任”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了,而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us, 1927)[12]一书中扩展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势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米塞斯证明了国际和平、公民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精要米塞斯(三):米塞斯论经济周期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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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至少还包括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另一个杰出贡献的雏形:长期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对神秘、恼人的经济现象——商业周期——的解释。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发展工业和先进市场经济之时,观察家们就已经注意到,市场经济就是会受制于一连串看似无尽的盛衰交替,扩张(有时会达到失控的通货膨胀),或严重的恐慌和大萧条。经济学家尝试过很多解释,但即使是他们中最出色的,也都因一个根本缺陷而无功而返: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试过整合对商业周期的解释,对经济体系的一般分析,以及价格与生产的“微观”理论。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一般经济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总是趋于“均衡”:充分就业、预期错误最少等等。那么,一系列持续的繁荣或萧条从何而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洞察到,因为市场经济自身不会导致繁荣与萧条的不断循环,那么,只能用市场之外的某些外部干预来进行解释。他在三个此前没有联系起来的因素之上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一是李嘉图论述的途径:政府和银行系统惯于扩张货币和信用,推高物价(繁荣)并导致黄金外流和随后的货币和物价收缩(萧条)。米塞斯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佳的初步模型,但它并没有解释,生产体系如何深受繁荣影响,或是萧条何以不可避免。另一个因素是庞巴维克对资本与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张干扰的利率)和实际上受银行贷款的利率之间价差的论述。

从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出发,米塞斯构建了自己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市场经济原本运行得顺畅而和谐,却突然发生了政府及其中央银行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及银行货币扩张。随着银行扩张货币供应(现金或存款),并把新增货币借贷给企业,利率被压低到“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愿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场利率)之下。由于利率被人为降低,企业获得新增货币并扩展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对“遥远” 的生产过程的投资:长期项目、机器设备、工业原料等。新增货币被用于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以及把资源转移至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 的投资。然后,当工人和其他生产者收到新增货币,他们的时间偏好并未改变,他们仍然按照原来的比例花钱。但这就意味着,公众的储蓄不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那些企业和投资的崩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因此,衰退或萧条被视为对生产体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再次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清算了通胀性繁荣时期不可靠的“过度投资”,并恢复到消费者偏好的消费/投资比例。

因此,米塞斯第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和一般的“微观经济”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通胀性货币扩张,导致资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退”或“萧条”则是一个必要过程:市场清算繁荣时期的种种扭曲,并回归用来服务消费者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就会出现复苏。

米塞斯的理论所暗含的政策结论与当下的流行——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后凯恩斯主义”——大相径庭。如果政府及其银行系统正扩张信用,米塞斯给出的对策是:(a)尽快停止扩张;以及(b)不要干预衰退调整,不要人为维持工资率、物价、消费或不可靠的投资,让必要的清算过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经济已经处于衰退,对策也完全相同。

精要米塞斯(二):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信用理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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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1900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并于1906年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了欧根·冯·庞巴维克持续举办的讨论班上最才华横溢的学生。米塞斯沉浸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中,不过他发现庞巴维克和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做得还不够:他们没有没有把自己的分析一推到底,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仍然留下了重要的空白。当然,任何科学学科都是如此:学生和门徒站在自己伟大的导师肩膀上更进一步。然而,导师很多时候也会否定或者忽视自己继任者的进展的价值。

尤其是,米塞斯觉察到的主要空白是对货币的分析。诚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分析了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但从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起,货币就一直在一个孤立的盒子里,不受涵盖经济系统其余部分的方法分析。对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分析货币与“价格水平”越来越和分析市场经济的其他部分截然分开。我们现在正品尝这种严重分裂(即目前这种“微观”和“宏观”之间脱节)的苦果。“微观经济学”至少还大致建立在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动之上;但一旦经济学家面对货币,我们就突然陷入了虚幻总量构成的想象世界: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开支。由于脱离了个体行动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从一个谬误跳跃到另一个谬误。在米塞斯那时,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割裂已经在美国人欧文·费雪的著作中快速发展,他精心建立了“价格水平”和“流速”流速,却对个体行动置之不理,也并未尝试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新古典“微观”分析的健全体系。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着手修复这种割裂,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的经济学建立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以达到一种完整的经济学,从而能解释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米塞斯在其首部杰作《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取得了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富有创见的成就,值得庞巴维克本人刮目相看。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了建立在个体行动之上的完整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再无鸿沟。米塞斯明确清除了费雪关于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货币流速”与“交换方程”的机械观点,代之以对货币自身的供需整合应用边际效用理论。

具体而言,米塞斯表明,货币单位的可用数量和消费者对其需求的迫切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它的“价格”或购买力,正如其他任何商品在市场上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决定。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持有现金余额(在钱包里或在银行里,以便或早或迟用于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货币单位(美元、法郎或金盎司)的边际效用决定着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强度;而货币的可用数量与对其的需求则决定了美元的“价格”(即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其他商品)。米塞斯赞同古典“数量理论”,即增加美元或金盎司的供应会导致其价值或“价格”下跌(即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但他极大改进了这种粗糙的方法,并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分析。一方面,他解释了这种波动几乎不可能是成比例的;增加货币供应会趋于降低其价值,但下降多少,乃至是否真的下降,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取决于民众对维持其现金余额中货币的需求。此外,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数量”并不以一个总体增加:增量在经济体系中的某个点被注入,新货币在经济体中波纹般扩散开来,物价才会随之上涨。如果政府印了一批新钱,并假设将其用于回形针,结果并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价格水平”上涨;而是首先回形针商收入增加,回形针价格上涨,接着回形针业的原料价格上涨,以此类推。因此,增加货币供应至少会暂时改变相对价格,最终也可能会导致永远改变相对收入。

米塞斯也证明了,李嘉图及其早期追随者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洞见完全正确:在黄金的工业或消费用途之外,增加货币供应对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增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会促进生产并提高生活水平,与之相反,增加货币供应只能稀释其购买力;它并不促进生产。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货币供应都在一夜间奇迹般增加三倍,社会并不会进步。而米塞斯表明了,“通货膨胀”(增加货币数量)的巨大吸引力正是在于,并非所有人都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的新增货币;恰恰相反,政府及其垂青的那些人(享受政府采购或补贴的人)首先得到新增货币。在各种物价随之水涨船高之前,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而在链条末端才收到新增货币的那些不幸的社会成员(或者说,压根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如退休人员)则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可以使用新增货币之前已经上涨。总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经济体中其他团体可以悄然无声却卓有成效地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从中渔利。

米塞斯证明,通货膨胀——扩张货币供应——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一个不受政府诱导增加货币供应之阻碍,处于发展中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价格将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扩张普遍下降。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工业扩张的一个受人欢迎的标志就是物价和成本下降。

在把边际效用应用于货币领域时,米塞斯必须解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循环”(Austrian circle)。经济学家可以理解鸡蛋、马匹或面包的边际效用如何决定各自的价格;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消费,与之不同,人们需要货币并保持现金余额是为了购买商品。因此,除非市场上已经存在能标定价格并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否则没有人会需要货币(并对其有边际效用)。但是,如果要使货币在一开始就被人需要,它就必须具有预先存在的价格(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以其边际效用来充分解释货币的价格呢?米塞斯用他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解决了“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揭示了,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对货币的需求一直回推到古代某个时点,那时候充当货币的商品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商品,简而言之,回推到到货币商品(如金银)仅仅因为自身消费和直接使用的商品特征而被人需要的那个时点。于是,米塞斯不仅因此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他的发现也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货币只能有一种起源:在自由市场中,从该市场对一种有用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形成。而这意味着,货币不可能起源于政府宣称某种东西是货币,或是起源于某种一次性社会契约;它只能来自具有普遍用途和价值的商品。门格尔此前就已经表明货币可能是这样出现的;但到了米塞斯,才证明了货币必然起源于市场。
但这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因为这意味着,与当时和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反,“货币”并不是由政府随意规定的单位或是纸片:“美元”、“英镑”、“法郎”等等。货币只能起源于有用的商品:比如金银或别的什么东西。最初的货币单位——记账和交换单位——并不是“法郎”或“马克”,而是黄金克或白银盎司。本质上,货币单位是市场上生产的特定价值的商品的重量单位。这也难怪,事实上今天所有货币的名字:美元、英镑、法郎等等,都源于黄金或白银重量单位的名字。即使在今日的货币混乱之中,美国的法典仍然把美元定义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现在是四十二分之一)。

这一分析,结合米塞斯的论证——政府增加随意生产的“美元”和“法郎”的供应会造成无法缓和的社会恶果——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将政府和货币体系完全分离的道路。因为这意味着,货币的本质是一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这还意味着,再次以这样的重量作为记账单位和货币交换媒介是完全可能的。金本位制远不是荒蛮的迷信,或另一个政府专断的工具,我们认为它能提够一种只有市场能产生的货币,从而不受强制性政府内在的通胀和再分配倾向的影响。一种可靠、非政府的货币将意味着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价格和成本会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再次不断下降。

这些不过是米塞斯里程碑式的《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的一个成就。米塞斯还论证了银行在货币供应中的作用,表明了自由银行制度(不受政府控制和支配的银行业)不可能导致货币的疯狂通胀性扩张,而会迫使银行在兑付压力下只得奉行可靠、无通胀倾向的“硬货币”(hard money)政策。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中央银行(美联储这样的政府银行控制银行业),因为政府必须限制私人银行的通胀倾向。但米塞斯表明,中央银行的作用历来恰恰相反:它使银行免于自由市场对其活动的严格约束,并刺激和推动他们通胀性扩张自己的贷款和存款。中央银行最初的支持者心知肚明,它是并且一直是使银行免于市场约束的通胀性工具。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消除了一些违背个人主义的异常,这些异常曾削弱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的概念。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罔顾自家关注个人实际行动的基本方法论,而是附和边际效用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版本,试图把边际效用变成一个可以衡量的精确数量。时至今日,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是在用效用的复数(utils) ——一个照理说可以进行相加、相乘以及其他数学运算的单位——来解释边际效用。如果学生觉得说“我对每磅黄油赋予4效用的价值”毫无道理,他其实完全正确。米塞斯根据他在庞巴维克讨论班的同学,捷克人弗兰茨·居赫尔的洞见,无情批驳了可以衡量边际效用的想法,并表明,边际效用是严格序数排列的,个体根据偏好次序(“我喜欢A多于B,喜欢B多于C”)列出自己的价值,而不会假设任何虚构的效用单位或数量。

如果说个人可以“衡量他自己的效用”毫无意义,那么,试图比较社会中不同人的效用就更没意义了。然而,国家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在整个世纪里都在尝试以这种方式使用效用理论。如果你可以说,随着每个人积累了更多货币,一美元对他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的话,那么你难道不能说政府可以通过从富人(一美元对他价值不大)那里拿走一美元,并把它交给穷人(一美元对他价值更大)来提高“社会效用”吗?米塞斯论证了效用完全不可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不能用来主张国家主导的平等主义政策。然而,纵然经济学家嘴上都说不可能比较个人之间的效用,他们却仍然自以为是,想要比较“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