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要米塞斯(六):米塞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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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著名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批评者,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对他那极具创意而多产的头脑来说,这远远不够。因为米塞斯已经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即便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也没有完全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此外,他还意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中了两种不健全的新方法的邪: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愈发追求把经济理论误导性地建构和物理学同样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和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建立在了正确的方法论之上;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个别洞见往往比较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因此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足以抵御新兴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冲击的明确、自知的方法论。

米塞斯着手为经济学建立一种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圆满并形成系统。他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1933)[13]一书中初步发展了这一思想。[1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学派最终衰败,而实证主义却令人遗憾地掌控了经济学界,米塞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论,并在其《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1957)[14]以及《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1962)[15]中驳斥了实证主义。米塞斯尤其反对实证主义方法,它运用物理学的方法,像对待石头或原子一样看待人。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经济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的行为中可量化、统计的规律性,并想出一些能用来进行“预测”并由进一步统计证据进行“验证”的定律。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适合那种认为经济应该由那些“社会工程师”——把人当做没有生命的物体对待的人——管理、计划的观念。正如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的前言中所写,这种“科学”方法是

……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用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活生生的人。(p. v)

米塞斯在两个来源之上发展了自己的对立方法论,他将其称之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逻辑、个人主义的分析;以及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尤其是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米塞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哲学。本质上,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依照物理定律定量决定而“运动”的石头或原子,他有其力图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也有如何去实现它们的想法。总之,和实证主义者相反,米塞斯肯定了这一首要事实:人有意识——人的头脑决定目标并试图采取行动来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可以运用内省和观察人类的活动来发现这种行动的存在。因为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里行动,所以他们会产生后果的行为决不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此,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类活动找出可预测的统计定律和相关性,只会徒劳无功、误入歧途。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同和独特的,都是人自由行动并互相影响的结果;因而,不能做统计预测,也不能“验证”经济理论。

如果人的行动学表明,人的行动不能被归类总结成量化定律,那么,科学的经济学又如何能存在?米塞斯回答说,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经济科学必须并且确实完全异于物理学的实证主义模型。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表明,经济学可以从把自己建立在极少几个广泛成立且显而易见的公理(axiom)之上开始,通过内省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可以获得这些公理。从这些公理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它们的逻辑含义作为经济学真理(truth)。比如,存在人的行动的这一基本公理本身就能推出:个体具有目标,会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要通过时间,会采用序数偏好表,等等。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被翻译,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想法却在当时就已经以一种被高度削弱的形式,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传播到了英语世界。在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之性质与意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1932)[16]中,作者致谢了米塞斯对他的“恩惠有加”,这本书在英美两国被奉为经济学方法论名著多年。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把稀缺的手段配置给供选的目的,这是一种高度简化和兑水的人的行动学。它毫无米塞斯对演绎方法本质的深刻洞见,亦缺乏米塞斯对经济理论和人类历史本质之区别的深刻洞见。结果——再考虑到米塞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著作未被翻译——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御日益高涨的实证主义热潮。

精要米塞斯(四&五):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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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

《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跻身欧洲一流经济学家行列。次年(1913),他就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讨论班成为了全欧洲聪明、年轻的经济学家的指路明灯。1926年,米塞斯成立了享有盛誉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而在1928年,他出版了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货币稳定与经济政策》(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6]

然而,尽管米塞斯的书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讨论班名声在外,米塞斯的非凡成就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却从未真正被经济学家真正认可或接受。以下事实可以生动说明这种排斥:米塞斯在维也纳一直是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即他在大学里的职位享有教授的名望,却没有薪水。[7]他的收入来自充当奥地利商业委员会(Austrian Chamber of Commerce)经济顾问的薪水,他从1909年开始到1934年离开奥地利,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米塞斯的成就受到普遍忽略的原因被归结为翻译,更深入地说被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的发展方向。英美学术界与世隔绝,未被翻译成英语的著作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而不幸的是,《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有英文版,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此时已为时已晚。德国向来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至于奥地利本国,庞巴维克在1914年辞世,已不大活跃的门格尔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去世,象征着奥地利学派已经走向衰落。正统庞巴维克主义者强烈反对米塞斯发展庞巴维克的理论,也反对他把货币与商业周期整合到奥地利学派分析中。于是,米塞斯必须重新创造出有自己学生和追随者的“新奥地利”学派。

语言并非在英美两国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新李嘉图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密不透风、居高临下的影响下,英国学界对奥地利学派思想从未有过好感。而在美国,奥地利学派思想曾经根基牢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经济理论水平却出现了令人悲痛的下滑。美国两位执牛耳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的赫伯特·J. 达文波特(Herbert J. Davenpor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A. 菲特(Frank A. Fetter)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双双停止了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理论真空期里,出现了两位不可靠、断然不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俩协助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他持一种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并强调追求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以提高和稳定价格水平;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他强调追求“完全竞争”的虚幻假设,并否认时间在资本分析中的重要性和时间偏好决定利率。

此外,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界一样,都越来越敌视米塞斯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一度流行相对的自由放任和金本位制度,米塞斯在这个世界的暮色时分写出了自己伟大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很快,战争便引入了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经济制度:一个属于国家主义、政府计划、干预、政府法币、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胀、通货崩溃、关税与贸易控制的世界。

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以十足的勇气和人格尊严抵御他周围日渐昏暗的经济世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从未屈服于那些他认为会带来不幸和灾难的风向转变;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中的变化也从未让他丝毫背离追求并阐述自己心中的真理。在一篇致敬米塞斯的文章中,法国经济学家、知名金本位倡导者雅克·吕厄夫(Jacques Rueff)谈到了米塞斯的“毫不妥协”,并正确地写道:

他(米塞斯)具有不知疲惫的热情,无畏的勇气和信念,他从未中断批判那些为大多数我们的新制度辩解的错误理由和谎言。他最为名副其实地证明了,那些制度声称会增进人类的福祉,却直接带来了种种艰难困苦,并最终导致种种冲突、战争和奴役。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丝毫偏离自己的冷峻推理所指引的道路。在我们这个非理性主义的时代,他依然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人。

那些聆听过他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他推理的力量指引到一些自己出于人之常情的胆怯而从来不敢探索的领域。[8]

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历来暗含着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偏爱,但在十九世纪末期平静和相对自由的世界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未费心去发展对自由或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随着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日渐抬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继续发展自己商业周期理论的同时,把他强大的注意力转向了分析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学。1920年,他在一份期刊上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9]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它首次证明,对一个工业经济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行的体制;因为米塞斯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抛弃了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因而不能理性计算成本或把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任务上。再次,尽管米塞斯这一著作迟至1934年才被翻译为英文,但他的论证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不得不花费数十年时间来反驳米塞斯,并为社会主义计划提出可行模型。米塞斯后来把自己的洞见整合成了一本全面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Socialism, 1922)[10]。在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盛传,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已经“驳倒”了米塞斯,社会主义者们松了一口气,不用为阅读米塞斯自己的贡献而烦恼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经济计划随着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水平提高,而被人公认为日益失灵,生动地证明了米塞斯的洞见——尽管米塞斯本人的论证依然一如既往地被人遗忘。

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行,那么,米塞斯称之为“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种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批判处置了林林总总的国家主义经济措施,这些文章被收录进了《干预主义批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1929)[11]一书。如果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都不可行,那么我们就只剩下“自由放任”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了,而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us, 1927)[12]一书中扩展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势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米塞斯证明了国际和平、公民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精要米塞斯(三):米塞斯论经济周期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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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至少还包括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另一个杰出贡献的雏形:长期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对神秘、恼人的经济现象——商业周期——的解释。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发展工业和先进市场经济之时,观察家们就已经注意到,市场经济就是会受制于一连串看似无尽的盛衰交替,扩张(有时会达到失控的通货膨胀),或严重的恐慌和大萧条。经济学家尝试过很多解释,但即使是他们中最出色的,也都因一个根本缺陷而无功而返: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试过整合对商业周期的解释,对经济体系的一般分析,以及价格与生产的“微观”理论。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一般经济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总是趋于“均衡”:充分就业、预期错误最少等等。那么,一系列持续的繁荣或萧条从何而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洞察到,因为市场经济自身不会导致繁荣与萧条的不断循环,那么,只能用市场之外的某些外部干预来进行解释。他在三个此前没有联系起来的因素之上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一是李嘉图论述的途径:政府和银行系统惯于扩张货币和信用,推高物价(繁荣)并导致黄金外流和随后的货币和物价收缩(萧条)。米塞斯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佳的初步模型,但它并没有解释,生产体系如何深受繁荣影响,或是萧条何以不可避免。另一个因素是庞巴维克对资本与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张干扰的利率)和实际上受银行贷款的利率之间价差的论述。

从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出发,米塞斯构建了自己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市场经济原本运行得顺畅而和谐,却突然发生了政府及其中央银行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及银行货币扩张。随着银行扩张货币供应(现金或存款),并把新增货币借贷给企业,利率被压低到“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愿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场利率)之下。由于利率被人为降低,企业获得新增货币并扩展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对“遥远” 的生产过程的投资:长期项目、机器设备、工业原料等。新增货币被用于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以及把资源转移至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 的投资。然后,当工人和其他生产者收到新增货币,他们的时间偏好并未改变,他们仍然按照原来的比例花钱。但这就意味着,公众的储蓄不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那些企业和投资的崩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因此,衰退或萧条被视为对生产体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再次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清算了通胀性繁荣时期不可靠的“过度投资”,并恢复到消费者偏好的消费/投资比例。

因此,米塞斯第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和一般的“微观经济”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通胀性货币扩张,导致资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退”或“萧条”则是一个必要过程:市场清算繁荣时期的种种扭曲,并回归用来服务消费者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就会出现复苏。

米塞斯的理论所暗含的政策结论与当下的流行——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后凯恩斯主义”——大相径庭。如果政府及其银行系统正扩张信用,米塞斯给出的对策是:(a)尽快停止扩张;以及(b)不要干预衰退调整,不要人为维持工资率、物价、消费或不可靠的投资,让必要的清算过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经济已经处于衰退,对策也完全相同。

精要米塞斯(二):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信用理论》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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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1900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并于1906年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了欧根·冯·庞巴维克持续举办的讨论班上最才华横溢的学生。米塞斯沉浸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中,不过他发现庞巴维克和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做得还不够:他们没有没有把自己的分析一推到底,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仍然留下了重要的空白。当然,任何科学学科都是如此:学生和门徒站在自己伟大的导师肩膀上更进一步。然而,导师很多时候也会否定或者忽视自己继任者的进展的价值。

尤其是,米塞斯觉察到的主要空白是对货币的分析。诚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分析了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但从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起,货币就一直在一个孤立的盒子里,不受涵盖经济系统其余部分的方法分析。对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分析货币与“价格水平”越来越和分析市场经济的其他部分截然分开。我们现在正品尝这种严重分裂(即目前这种“微观”和“宏观”之间脱节)的苦果。“微观经济学”至少还大致建立在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动之上;但一旦经济学家面对货币,我们就突然陷入了虚幻总量构成的想象世界: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开支。由于脱离了个体行动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从一个谬误跳跃到另一个谬误。在米塞斯那时,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割裂已经在美国人欧文·费雪的著作中快速发展,他精心建立了“价格水平”和“流速”流速,却对个体行动置之不理,也并未尝试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新古典“微观”分析的健全体系。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着手修复这种割裂,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的经济学建立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以达到一种完整的经济学,从而能解释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米塞斯在其首部杰作《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取得了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富有创见的成就,值得庞巴维克本人刮目相看。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了建立在个体行动之上的完整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再无鸿沟。米塞斯明确清除了费雪关于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货币流速”与“交换方程”的机械观点,代之以对货币自身的供需整合应用边际效用理论。

具体而言,米塞斯表明,货币单位的可用数量和消费者对其需求的迫切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它的“价格”或购买力,正如其他任何商品在市场上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决定。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持有现金余额(在钱包里或在银行里,以便或早或迟用于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货币单位(美元、法郎或金盎司)的边际效用决定着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强度;而货币的可用数量与对其的需求则决定了美元的“价格”(即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其他商品)。米塞斯赞同古典“数量理论”,即增加美元或金盎司的供应会导致其价值或“价格”下跌(即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但他极大改进了这种粗糙的方法,并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分析。一方面,他解释了这种波动几乎不可能是成比例的;增加货币供应会趋于降低其价值,但下降多少,乃至是否真的下降,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取决于民众对维持其现金余额中货币的需求。此外,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数量”并不以一个总体增加:增量在经济体系中的某个点被注入,新货币在经济体中波纹般扩散开来,物价才会随之上涨。如果政府印了一批新钱,并假设将其用于回形针,结果并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价格水平”上涨;而是首先回形针商收入增加,回形针价格上涨,接着回形针业的原料价格上涨,以此类推。因此,增加货币供应至少会暂时改变相对价格,最终也可能会导致永远改变相对收入。

米塞斯也证明了,李嘉图及其早期追随者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洞见完全正确:在黄金的工业或消费用途之外,增加货币供应对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增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会促进生产并提高生活水平,与之相反,增加货币供应只能稀释其购买力;它并不促进生产。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货币供应都在一夜间奇迹般增加三倍,社会并不会进步。而米塞斯表明了,“通货膨胀”(增加货币数量)的巨大吸引力正是在于,并非所有人都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的新增货币;恰恰相反,政府及其垂青的那些人(享受政府采购或补贴的人)首先得到新增货币。在各种物价随之水涨船高之前,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而在链条末端才收到新增货币的那些不幸的社会成员(或者说,压根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如退休人员)则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可以使用新增货币之前已经上涨。总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经济体中其他团体可以悄然无声却卓有成效地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从中渔利。

米塞斯证明,通货膨胀——扩张货币供应——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一个不受政府诱导增加货币供应之阻碍,处于发展中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价格将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扩张普遍下降。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工业扩张的一个受人欢迎的标志就是物价和成本下降。

在把边际效用应用于货币领域时,米塞斯必须解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循环”(Austrian circle)。经济学家可以理解鸡蛋、马匹或面包的边际效用如何决定各自的价格;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消费,与之不同,人们需要货币并保持现金余额是为了购买商品。因此,除非市场上已经存在能标定价格并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否则没有人会需要货币(并对其有边际效用)。但是,如果要使货币在一开始就被人需要,它就必须具有预先存在的价格(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以其边际效用来充分解释货币的价格呢?米塞斯用他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解决了“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揭示了,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对货币的需求一直回推到古代某个时点,那时候充当货币的商品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商品,简而言之,回推到到货币商品(如金银)仅仅因为自身消费和直接使用的商品特征而被人需要的那个时点。于是,米塞斯不仅因此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他的发现也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货币只能有一种起源:在自由市场中,从该市场对一种有用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形成。而这意味着,货币不可能起源于政府宣称某种东西是货币,或是起源于某种一次性社会契约;它只能来自具有普遍用途和价值的商品。门格尔此前就已经表明货币可能是这样出现的;但到了米塞斯,才证明了货币必然起源于市场。
但这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因为这意味着,与当时和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反,“货币”并不是由政府随意规定的单位或是纸片:“美元”、“英镑”、“法郎”等等。货币只能起源于有用的商品:比如金银或别的什么东西。最初的货币单位——记账和交换单位——并不是“法郎”或“马克”,而是黄金克或白银盎司。本质上,货币单位是市场上生产的特定价值的商品的重量单位。这也难怪,事实上今天所有货币的名字:美元、英镑、法郎等等,都源于黄金或白银重量单位的名字。即使在今日的货币混乱之中,美国的法典仍然把美元定义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现在是四十二分之一)。

这一分析,结合米塞斯的论证——政府增加随意生产的“美元”和“法郎”的供应会造成无法缓和的社会恶果——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将政府和货币体系完全分离的道路。因为这意味着,货币的本质是一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这还意味着,再次以这样的重量作为记账单位和货币交换媒介是完全可能的。金本位制远不是荒蛮的迷信,或另一个政府专断的工具,我们认为它能提够一种只有市场能产生的货币,从而不受强制性政府内在的通胀和再分配倾向的影响。一种可靠、非政府的货币将意味着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价格和成本会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再次不断下降。

这些不过是米塞斯里程碑式的《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的一个成就。米塞斯还论证了银行在货币供应中的作用,表明了自由银行制度(不受政府控制和支配的银行业)不可能导致货币的疯狂通胀性扩张,而会迫使银行在兑付压力下只得奉行可靠、无通胀倾向的“硬货币”(hard money)政策。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中央银行(美联储这样的政府银行控制银行业),因为政府必须限制私人银行的通胀倾向。但米塞斯表明,中央银行的作用历来恰恰相反:它使银行免于自由市场对其活动的严格约束,并刺激和推动他们通胀性扩张自己的贷款和存款。中央银行最初的支持者心知肚明,它是并且一直是使银行免于市场约束的通胀性工具。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消除了一些违背个人主义的异常,这些异常曾削弱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的概念。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罔顾自家关注个人实际行动的基本方法论,而是附和边际效用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版本,试图把边际效用变成一个可以衡量的精确数量。时至今日,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是在用效用的复数(utils) ——一个照理说可以进行相加、相乘以及其他数学运算的单位——来解释边际效用。如果学生觉得说“我对每磅黄油赋予4效用的价值”毫无道理,他其实完全正确。米塞斯根据他在庞巴维克讨论班的同学,捷克人弗兰茨·居赫尔的洞见,无情批驳了可以衡量边际效用的想法,并表明,边际效用是严格序数排列的,个体根据偏好次序(“我喜欢A多于B,喜欢B多于C”)列出自己的价值,而不会假设任何虚构的效用单位或数量。

如果说个人可以“衡量他自己的效用”毫无意义,那么,试图比较社会中不同人的效用就更没意义了。然而,国家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在整个世纪里都在尝试以这种方式使用效用理论。如果你可以说,随着每个人积累了更多货币,一美元对他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的话,那么你难道不能说政府可以通过从富人(一美元对他价值不大)那里拿走一美元,并把它交给穷人(一美元对他价值更大)来提高“社会效用”吗?米塞斯论证了效用完全不可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不能用来主张国家主导的平等主义政策。然而,纵然经济学家嘴上都说不可能比较个人之间的效用,他们却仍然自以为是,想要比较“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精要米塞斯(一):奥地利学派

Murray N. Rothbard,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Auburn: Mises Institute,2009)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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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出生于1881年9月29日的伦贝格市(Lemberg,如今在乌克兰),那时这里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的父亲阿瑟·埃德勒·冯·米塞斯驻扎在这里,他是一位就职于奥地利铁路部门的杰出建筑工程师。米塞斯在维也纳长大,在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与经济学研究生学位。1973年10月10日,他在纽约市逝世。

米塞斯在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热潮中出生和长大,要理解米塞斯及其对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绝不能离开他学习并理解的奥地利学派传统。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古典经济学试图用“类”(classes) 而不是个体的行动来分析经济。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为决定商品和服务之价值和相对价格的根本力量找到正确的解释;他们也无法分析消费者的行动这一经济中生产者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通过考察商品的“类”,古典经济学家们永远无法解决“价值悖论”问题:事实上,面包极为有用,是“生命的支柱”,在市场上价值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因而对人的生存而言几乎没有用处,却在市场上有着很高的价值。如果面包明显比钻石更有用,那为什么面包在市场上如此便宜?

由于根本无法解释这一悖论,古典经济学家不幸地决定,价值在根本上是分割开来的:虽然面包的“使用价值”比钻石高,但出于某种原因,它的“交换价值”却比钻石低。正是根据这一分割,随后几代学者都在谴责市场经济,称其悲剧地把资源错误引导至“为利润而生产”,而非更为有利的“为使用而生产”。
奥地利学派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未能分析消费者的行动,故而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是什么在决定市场价格。在探求一个解决方案时,他们不幸地得出结论:(a)价值是固有在商品之中的某种东西;(b)价值是由生产过程赋予这些商品的;以及(c)价值的最终来源是生产“成本”,甚至是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时间数量。

正是李嘉图的这种分析,后来引发了马克思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因为所有价值都是劳动时间量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和利润,就必然是不公地从工人阶级的真实收入中榨取的“剩余价值”。

授人以柄之后,后来的李嘉图主义者试图回答说,资本设备是生产新的,因而理应在利润中获取相应的份额;但马克思主义者则反驳说,资本也是“具体化”或者“固化”的劳动,因此,工资应当囊括从生产中所得的全部收入。

古典经济学家对利润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解释或辩护。再一次,李嘉图主义者单单以“类”来处理生产收益的份额,,故而只能看到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不断的“阶级斗争”,工人、资本家和地租为了各自的份额无尽地斗争。李嘉图主义者只用重量来考虑问题,可悲地把“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分开,而分配就是这些不断斗争的阶级间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如果工资上涨,只能是以利润和地租降低为代价;反之亦然。李嘉图主义者再一次授马克思主义者以柄。

古典经济学家考察阶级而非个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消费的任何分析,而且,对价值和价格的解释也误入歧途;他们甚至不能对单个生产要素——特定单位的劳动、土地、或资本品——的定价作出解释。19世纪中叶之后,李嘉图经济学的缺陷和谬误变得越来越刺眼。经济学本书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人类的发明史上常常会发生相隔千里、条件迥异的人,同时完全独立地做出相似发现的事情。英国的威廉·史丹利·杰文斯、瑞士洛桑的莱昂·瓦尔拉斯和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在同一年,1871年,完全独立地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上述悖论的解决之道。在那一年,现代(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

杰文斯的解决方案及其新经济观点是零碎和不完整的;此外,他不得不和李嘉图经济学在英格兰知识界所积累的巨大声望进行斗争。结果,杰文斯影响力甚微,追随者甚少。瓦尔拉斯的体系那时也没什么影响;不过,正如我们能在后面看到的,后来它不幸复活了,构成了如今“微观经济学”种种谬误的基础。在这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中,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门格尔的观点和方案是最为突出的。正是门格尔建立了“奥地利学派”。

门格尔的开创性著作在其才华横溢的门生、他在维也纳大学的继承者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伟大系统性著作那里那里结出了硕果。庞巴维克的著作主要写于19世纪80年代,并在其三卷本《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那里达到顶峰,正是庞巴维克里程碑的著作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已经成熟。另外一些伟大、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也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庞巴维克的妹夫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但庞巴维克的贡献显然胜过他们所有人。

奥地利学派(或者说门格尔-庞巴维克主义者)对经济学的困境的解决方案远比李嘉图主义者的全面,因为奥地利学派的方案建立在完全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正确地将其分析重点放在个体、行动的个体之上,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个人依据其偏好和价值进行选择。从个体出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能够将其对经济活动及生产的分析建立在个体消费者的价值和欲望之上。每个消费者都按照他自己选择的偏好和价值尺度采取行动;而正是这些价值相互作用、组合,形成了消费者需求,从而形成了一切生产性活动的基础和方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建立在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体之上,他们洞悉到生产性活动是建立在服务于消费者需求之预期的基础上的。

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显而易见,不论是劳动还是其他生产要素,任何生产活动都不可能赋予商品或服务以价值。价值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价。简而言之,我可能花了三十年的劳动时间和其他资源来完善一辆巨型蒸汽动力三轮车。然而,如果把这个产品放到市场上却找不到购买三轮车的消费者,不管我为之花费了多少方向错误的努力,它没有经济价值。价值是消费者的评价,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价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来决定的。[3]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明确关注个体而非宽泛的“阶级”,因而得以轻松解决难倒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悖论”。市场上的任何个体都永远不会在作为一个类别的“面包”和作为一个类别的“钻石”之间做出选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数量越多(单位数量越大),他对任一给定单位的评价就越低。一个在沙漠中磕磕绊绊、缺乏水分的人,会对一杯水的“效用”赋予极高的价值,然而,同一个人在供水充裕的维也纳或纽约市区的话,会对任意一杯水都赋予很低的价值。因此,在沙漠中他愿意为一杯水所付的价格要比在纽约市里高得多。总之,行动的个体面对着特定单位或者说“边际”,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选择;奥地利学派的发现可以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面包”比“钻石”便宜得多的原因,便是可获得的面包的条数要比钻石的克拉数大得多,因而每条面包的价值和价格,就比每克拉钻石的价值和价格小得多。这里并不存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可获得面包数量充裕的情况下,对于个体来说,每条面包是没有每克拉钻石“有用”的。

对个体行动的同样关注,并因而侧重“边际分析”,也解决了市场上收入“分配”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证明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劳动、土地和资本设备,每单位生产要素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简而言之,取决于一单位该要素对消费者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的实际贡献。“供应”越多(任意给定要素的单位数量越多),其边际生产率越低——因此其价格——也趋于降低;其供应越低,其价格就趋于越高。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不同类别的要素之间不存在无意义、无缘无故的阶级斗争或冲突;相反,每种类型的要素都和谐地服务于最终产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即耗费资源最少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最强烈的欲望。因此,每单位的各种要素都形成其边际产品,都对生产结果有自己具体的贡献。实际上,如果说存在着任何利益冲突,那也不是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之间,而是在同一要素的竞争性供应商之间。例如,如果某人发现了一处新的铜矿供应,增加的供应会压低铜价;对消费者、对合作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来说,这只会带来好处和收益。唯一不高兴的只能是那些现有的铜矿主,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价格在下降。

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自由市场上,并不存在“生产”和“分配”的分离。消费者的价值和需求决定消费品(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的最终价格,正是消费者在设定生产活动的方向,并因此决定合作要素单位的价格:个体工资率、租金以及资本设备的价格。收入的“分配”仅仅是每种要素价格的结果。因此,如果铜的价格是每磅20分,而一个铜的所有者售出10万磅铜,那他会收到2万美元的“分配”;如果某人的工资是每小时4美元,而他一周工作40小时,那他每周会收到160美元,以此类推。

利润和“凝固的劳动”(体现在设备中的劳动)问题的情况又如何呢?庞巴维克再一次从分析个体出发,发现人的行动的一个基本法则是,每个人都希望尽早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因此,比起要等待一定长度时间在未来才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会喜欢眼前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对一个人来说,一只已经到手的小鸟,总是会比一只还在丛林里的鸟价值更大。正是因为“时间偏好”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们不会为了提高未来可以生产的商品之数量,而把自己的全部收入投资于资本设备。因为他们必须先购买当下的消费品。不过,在不同条件和文化下,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率,即偏爱当下商品甚于未来商品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时间偏好率越高,他们收入中用于当下消费的比例越高;比率越低,他们越会为了未来的生产而储蓄和投资。正是因为时间偏好,产生了利息和利润;正是时间偏好的程度和强度,将决定利率和利润率多高。

以一笔贷款的利率为例。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家的确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者;但他们从未就为什么要对一笔贷款收取利息作出解释和辩护。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具有风险的投资应当获得利润,但他们却被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货币本身是没有产出和非生产性的——思想迷惑了。因此,一笔贷款(假设没有违约的风险)的纯利息怎么会是正当的呢?教会和经院哲学家无法找到答案,只好将贷款利息斥之为罪恶的“高利贷”,结果他们的方法在世人眼中信誉扫地。庞巴维克最终用时间偏好的概念找到了答案。当债权人将100美元借给债务人,以换取一年之后的106美元,这两人在交换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债权人给债务人的100美元是“现在财货”,这笔钱债务人可以在现在起任何时间使用。但债务人作为交换给债权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张借条,是一年后收到钱的前景。简单说,债权人给债务人的是“现在财货”,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只是“将来财货”,这笔钱债权人只能等上一年才能使用。而且,因为时间偏好这一普遍事实,使得现在财货比将来财货更有价值,所以债权人必须收取一笔对现在财货的溢价,而债务人也愿意支付这笔钱。这个溢价就是利率。溢价的多少将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人的时间偏好水平。

庞巴维克并未仅限于此,他进一步说明了时间偏好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企业的利润率:实际上,企业“正常的”利润率就是利率。因为当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或土地,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不必等待自己的收入,而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之前,他们将不得不苦苦等待。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将不得不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埋头苦干,直到消费者购买了最终产品——汽车或面包或洗衣机。而资本家从他们先前的收入中储蓄下来的资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劳动和土地一旦投入使用,就能立即支付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起到了在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并收回自己的钱之前等待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重要的服务,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都更乐于向资本家“支付”自己的利润或者说利息。简而言之,资本家的位置就是“债权人”,他储蓄并提供现在财货,接着等待它们的最终回报;而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债务人”,他们的服务只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有成果。再一次,多方面的时间偏好水平共同决定正常的企业利润率。

庞巴维克也从另一种方法阐述了这一点:资本品不仅是“凝固的劳动”,他们也是凝固的时间(和土地);只有在至关重要的时间元素和时间偏好这里,才能解释利息和利率。他也极大推进了对资本的经济分析;因为他不仅和李嘉图主义者不同,也和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并不简单把“资本”视为一个同质的团(blob)[4],或一个给定的量。资本是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格(latticwork);而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并不简单来自增加资本量,也要增加其时间结构,使“生产过程越来越长”。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就越愿意牺牲现在的消费,以便能进行储蓄并投资于那些更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会在未来某个时候产生明显更大数量的消费品回报。

和平是一种选择

Tom G. Palmer, “Peace Is a Choice,” in Peace, Love, & Liberty, ed. Tom G. Palmer (Ottawa: Jameson Books,2014)

风灵 译 熊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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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人命中注定的特征么?战争是正义的么?如果是,什么情况下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对道德和自由有何影响?

除了在空想哲学家的想象中,或者善良热情的人们心里,普遍而永久的和平恐怕从来都不存在。即使如此,战争仍充满了愚蠢和邪恶,我们仍寄望于理性的进步能消灭战争。而如果有所寄望,就应该全力以赴。——詹姆斯·麦迪逊4

战争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不象台风过境或陨石坠落,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可能远甚于此。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台风和陨石不是人类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战争是。有鼓吹战争的思想意识,有推动战争爆发的政策措施。而我们可以检验、比较和理性讨论那些思想意识和政策措施。有人可能认为“人人都热爱和平”,但他可能错了。许多意识形态都以冲突和暴力为其核心。而即使他们口头上公开宣称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他们实际推行的政策却更容易使这类冲突的爆发成为战争。正如美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詹姆斯·麦迪逊所言,“战争充满了愚蠢和邪恶”,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以消弭战祸。

关于战争,人们还有什么不曾谈到的么?我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搜索关键词“war”,0.49秒后我得到了大约536,000,000条结果。而这只是英文网页的搜索结果。用法语“guerre”搜索,0.23秒后得到大约36,700,000条结果。用德语“Krieg”搜索,0.30秒后我得到大约14,700,000条结果。而用简体中文的“战争”搜索,0.38秒后得到大约55,900,000条结果,繁体中文的“戰爭”,则是0.34秒后得到大约6,360,000条结果。在这些结果之上,还能增加什么内容么?

除了所有这些,还可以加上某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对战争的讨论中应引入更多理性。如麦迪逊的建议,“寄望于理性的进步(能消灭战争)”。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暴力
词典通常将“战争”定义为“不同的国家或政权之间,或一国内不同的群体之间,处于武装冲突状态。”所附例句可能是:“奥地利发动对意大利的战争”,及“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曾有一场战争”。“战争”也可用于类比或隐喻。因此,比如,“他与邻居处于战争状态”,“政府发起毒品战争。”然而,“战争”的主要用法,也是在本书中的主要用法,是指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如此说来,“毒品战争”也涉及大量的武装冲突,但通常是政府针对毒品供应商和消费者,以及敌对的毒贩子之间的火并,而非政府之间的冲突。)

“武装冲突”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会使用致命的暴力。战争中有人死亡。但实际上,他们不只是死,而是被其他人杀死。战争和使用军事力量都涉及杀人。军人知道这一事实。政客则常常想回避这点。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当了美国国务卿,她曾问过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的鲍威尔将军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使用你们一直所谈论的超级军力,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鲍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以为我要得动脉瘤了。”而这很有可能。奥尔布赖特照通常的理解,只是把军事力量当作是政府的另一种工具,可用以实现其方案的工具。鲍威尔解释说:“美国军人不是玩具士兵,不是在某种全球模拟游戏面板上移动,”,而且“除非我们有明确的政治任务,否则我们不应动用武力。”鲍威尔将军作为军人可以理解,当你“使用”武力时,动用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玩具士兵或象棋棋子,而活人会被杀死。5

我想起几年前我和海军少将拉罗克坐在一起,讨论使用武力。他的解释非常直白(我从备忘录上摘记):“武装力量的目的就是杀死敌人,并摧毁其伤害我们的能力。我们不修桥铺路,除非目标是让坦克通行。我们不懂怎么教8岁的小孩读写。我们不知道如何教会人们实现法治或民主。我们杀死敌人,并摧毁其伤害我们的能力。你如果真的必须杀人并摧毁事物,那就来找我们,别的事情免谈。”去打仗意味着杀死别人。不愿意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提及这点的人,正是那些不得不亲眼目睹或亲身上阵的人。

亲历过战争的人,对战争的看法往往迥异于象奥尔布赖特这样的政治学教授。她作为美国政府官员,非常迫切地就轰炸伊拉克作公开辩护,而轰炸导致了许多无辜之人丧生。在美国的一个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公开论坛上,一位公民向她提出质疑。“我们不该用伊拉克人的鲜血向萨达姆·侯赛因传递信息,”他说,“如果你想对付萨达姆,那就针对他,而不要针对伊拉克人。”她的回答如下:

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让你们大家夜里能安然入眠。我对我们所为非常骄傲。我们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为掌声停顿】而我们的所为,是美国作为不可或缺的大国(indispensable nation)之义不容辞,我们愿保卫世界安全,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那些遵守规则的国家。6

奥尔布赖特及其同僚辩解称,轰炸伊拉克并实施制裁,致使许多人丧生,是为了满足“不可或缺的大国”的角色,是为了“子孙后代而保卫世界安全”。她和她的同僚们没有得到入侵伊拉克的机会,这是由他们的继任者小布什政府实施的,但奥尔布赖特等人的确大力支持布什政府实施的这一代价高昂的破坏性蠢行。而这些决定是否正当?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解除作出动武决定所要求的证明责任。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在发展能够在发出命令后45分钟内实施打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政权涉嫌参与201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虽然政府官员对公众的声明中有这种暗示。

那么,入侵伊拉克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很难获取伊拉克战事中确切的伤亡人数,而且对此也有许多争议,但是除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战士死于这场入侵之外,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的士兵有数千人被杀死,以及数万人受伤。从2003年到2011年,至少(基于保守的估计)有118,789名平民死于暴力,其中大多数是令人恐惧的野蛮内战及伊拉克国内因入侵和占领而引发的权力斗争的受害者。7

而财富的损失又有多少?仅美国政府,就举债2万亿美元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这二者在时间上有大量重叠,因此相关军费很难截然分开),而这两场战争的总花费,照现值估算,非常保守的估计也达4万亿美元,当然不止这些。8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支出了花费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并且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付出所有这些生命与财富,制造那么多死亡与破坏,这是正当的吗?

如果战争可能是正当的,什么情况下才是正当的?
很少有人相信,为了要“充当不可或缺的大国”(如奥尔布赖特所认为的那样)而去打仗——去杀人——是正当的(不过也有些人持这种立场)。但是,让我们考虑更困难的情况。如果打仗是为了“子孙后代而保卫世界安全”,那么这是正当的吗?当然很重要的是,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一问题:“今天杀人,会有多大的可能性让其他人在未来更为安全?”也许这种杀戮让我们未来更安全,但是,鼓吹发起战争的人仍必须对此承担非常重大的证明责任。而在美国政府和伊拉克政府中的鼓吹者并未履行这种责任。

判断战争的正当性,包括战争的发动和战争中行为的正当性,有着悠久的传统。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在拉丁文中称之为战争权(jus ad bellum),并与战争中行为的正当性(jus in bello)相区分。这两方面的话题常被当成是不同的问题。战争是正当的吗?而在进行战争时实施的行为是正当的么?许多伟大的法学家和哲学家已讨论了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才是正当的,以及一旦战争开始,对使用武力是否有道德或法律上的限制,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限制?

能否允许为了保卫某一统治者或某一国家的荣誉而发动一场战争?或者为了“充当不可或缺的大国”,或者为了攫取宝贵的土地或资源,或者为了保护某人的利益或某国人民的生命,而发动战争?而且,一旦战争开打,是否只能允许杀死战场上的武装战斗人员,或者可允许处决战俘,或者可允许杀掉敌军的家人,包括他们的小孩(小孩可能成为未来的敌人)?渐渐地,对发动战争的理由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并制定了众多的原则、公约和条约来约束战争行为。

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战争法”(law of war)和“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9 尽管战争行为的正当性,无论战争是否被认为是正义的都可适用,但是曾经普遍的做法是,如果一场战争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是为正义的目的发动战争,那么为其胜利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本身就是正义的,哪怕是不受欢迎或令人遗憾的行为。

但是就那些关注正义的人看来,关于行为的公正性,传统的方式并不能充分表明参战是否正当(是否有战争权)。正如罗伯特·霍尔姆斯(Robert Holmes)在其《论战争与道德》(On War and Morality)一书中强有力地论证道:“不是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而是采用的手段能否被容许(包括杀人和破坏这种本质上是战争的一部分的手段),以及满足战争权的其他要求,来证明目的的正当性。” 10战争中被杀死的不仅是“作恶之人”(evil doers)。完全无辜的人同样被殃及池鱼。如果杀人和摧毁人们生存所必须的东西是不正当的,那么这一过程——战争——亦非正当。因此,“若参战具有正当性,要求从一开始所选择的手段就具有正当性。从事战争和选择手段,这两件事不能截然分开……如果战争中采取的手段不正当,永远都不能把诉诸战争正当化。”11

谈到战争之时,如果不考虑战争所必然造成的后果的正当性,而仅关注战争表面上的目标,这在道德上是不负责的,不论这种目标是收复历史疆域,或是维护荣誉,或是建立信用,或是反击侵略,或其他的任何理由。如霍尔姆斯断言:“战争究其性质而言是组织化的暴行,故意地、系统地造成死亡和破坏。不管是用核弹还是弓箭打仗,皆是如此。”

我曾亲身体验过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回避。那是大约十年前,我在被战争破坏的伊拉克工作时,前往加拿大参加一次会议。某一与会者对我说,她非常遗憾加拿大没有加入“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去入侵伊拉克和推翻残忍专制的萨达姆政府和复兴社会党(Baathist Party)。我告诉她,她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她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没有选择参加侵略和占领。

稍后在讨论中,我谈到在巴格达流传的“街谈巷议”,伊拉克的新警察接到指令,枪决那些被抓获的安置简易爆炸装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的人,而一位政府高级官员亲手枪杀了一名囚犯,以此来表达政府的决心。简易爆炸装置那时杀死了大量的战斗人员,还有大量非战斗人员。(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仅仅转告了我与一些伊拉克人交谈时他们告诉我的话。)那位积极支持加拿大政府参战的女士惊呆了,恐惧不安,她要求“采取措施”。我告诉她,在支持参战之前,她就应该考虑到会有这类似的结果。这正是战争中发生的事。这表现出对战争的盲目支持,于是在得知战争涉及暴力、流血,甚至非法行为之时,就会感到震惊。

战争不仅会导致意料之外的伤亡,这在决定是否参战时不知为何不曾考虑到,而且战争还会改变人们的性格。不仅某些战斗人员丧失了道德准则,非战斗人员也是如此。乔·克莱因(Joe Klein)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供职于《时代》杂志,他支持奥巴马总统。在一场电视辩论节目中,他言辞激烈地为奥巴马政府使用无人机空袭的行为辩护:

如果空袭是不正当的,如果是错误的人掌管了政府,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滥用武力。但是:最终的底线是——是哪国的四岁孩子被杀死了?我们所做的正是要减少不加区别的恐怖行为杀害四岁孩子的可能性。13

不说其中非常明显且自以为是的党派偏见(“如果是错误的人掌管了政府,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滥用武力”),难以想象,他如此冷血地为(无人机)杀死四岁孩子辩护,但是克莱因先生并无悔意。人们在为“正确的人”所发动的战争辩护时丧失了道德准则。

由于这些原因,加上其他理由,推定战争——无论何时何地——应被反对。证明责任(the burden of proof)应由将发动或从事战争的人承担。满足这种举证责任要求极为充分的理由。一些人或许会说永远不会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另一些人认为,自卫战争,或者甚至是针对真实威胁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就可能是正当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挑起敌对行为要求压倒性的证据,并且,战争只能用于防御,绝不能用于攫取,或仅仅是出于保卫“荣誉”或“信用”。如果某人不能确定是否支持战争,那么证明责任的逻辑要求他反对参战。在没有中间立场,没有“或许”。如果不能支持战争,那就要反对战争。选择非此即彼:支持或反对。

战争是国家兴旺之道
“战争是国家兴旺之道。战争自动地以无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发动全社会,要求统一行动,要求热情地与政府合作,迫使那些缺乏更大范围群体意识(herd sense)的小团体和个人服从。”——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14

战争处处挑战法制。它破坏法治原则。它将权力集中于政府的执行机构。它为权力的各种滥用提供了现成的理由。近来有证据表明,基于非常含糊的法律规定安置的大规模监视监控设备正是其例。仅仅数年前,这种监控会被当做痴人说梦;而如今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这完全正当化了。

战争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增强了政府实施强制的能力。每次战争政府都获取了新的权力,就算这些权力要消减,也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去消减。类似其他危机,战争启动了“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 ,国家权力增加,远高于战前的水平,虽然新增的这些权力在战争结束后可能衰减,但很难回落到战前的水平。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解释道,政府发展壮大以应对“危机”,特别是战争或萧条:“随着危机发生,政府扩张其有效权力的范围,来决定经济事务”,而“危机之后的(权力)缩减不完全,相比危机不曾发生的情形,政府永久膨胀了。”15战争为强迫劳动(以征兵的方式)、征税、没收和征用商品、配给制、社会主义等铺平道路。新的机构、新的权力、新的税收,都能以“赢得战争”、“打败敌人”、“拯救国家”之必须的名义获得正当性。战争孕育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

战争带来税收和债务,对此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冷静地解释道:

“在所有的国家里,战争都是所有那些参与分配和支出公共财产者共同的收获。它是征服国内的策略:其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没有税收的话,就增加不了财政收入,因此必须找到支出的借口。审视英国征服的历史,审视其战争和税赋,若一名观察者不被偏见所蒙蔽,不被利益所扭曲,那他就能宣称,不是增加税赋以支持战争,而是发动战争以支持税税赋。”16

要增加人民的税负,战争是最好不过的正当理由。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发现,政府的历史显示“最容易被接受的征税理由就是战争。”17

在战争期间,批评会被认为是背叛、失败主义者和不爱国。公民自由被废弃,审查制度建立,报纸停刊,而对公民的监视得到了批准。国内同胞被认为是敌人,被妖魔化、被骚扰、被逮捕、被拘禁、被驱逐,或者被杀害。

最后,战争破坏负责任的政府。它让当权者可在追求国家目标的掩护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政治精英凭借战争所提供的手段强化他们的权力,转移对内政失败的注意力,并统一舆论支持在位的当权者。威廉·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下篇》(Henry IV, Part II)中戏剧化地表达了战争的政治影响,剧中老国王召见他的儿子,解释远征外国对加强国王权力的好处:

“那些拥护我的人,也就是你也一定认为是朋友的;
他们的锐牙利刺不过新近拔去;
他们用奸险的手段把我扶上高位,
我不能不对他们怀着疑虑,
怕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把我推翻;
为了避免这一种危机,我才多方剪除他们的势力,
正准备把许多人带领到圣地作战,
免得他们在国内闲居无事,又要发生觊觎王座的图谋。
所以,我的哈利,
你的政策应该是多多利用对外的战争,使那些心性轻浮的人们有了向外活动的机会,
不致在国内为非作乱,也可由此消除旧日记忆。”*18

“多多利用对外战争”是常见的统治之术。不限东南西北,民主或独裁。它是权力的工具,而且时常奏效。

谁来负责?
有组织的人类暴力带来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巨大代价。很少能合理地证明这是符合正义的,而且战争结束之后也少有正义。失败者可能会被惩罚,但胜利者却几乎从不会因他们对受害者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长期以来皆是如此。宪政政府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古罗马哲学家和参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曾因史上最有名的刽子手之一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某一残暴的战争罪行而公开斥责他,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描述了罗马参议院中这令人难忘的一幕:

“此时,凯撒正与许多好战的民族交战,冒着巨大的风险征服他们。其中,可确信他已对日耳曼人发动了突然袭击,而这是在休战期间,并因此屠杀了三十万日耳曼人。为此,加图的朋友们带他去参加一个公共的感恩祈祷;但是加图宣称,他们应该将凯撒交到那些因此而遭到不公对待的人手中。而以此惩罚罪人,才不会让这座城市遭到诅咒。加图说,‘是的,我们有理由感谢上天诸神,因为他们饶恕了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因大众的疯狂和愚蠢而报复到军队头上。’”19

当然,凯撒并没有被逮捕或被交给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幸存者们毫无机会惩罚凯撒,为屠杀中丧命的亲人报仇雪恨。实际上,凯撒继续在他关于高卢战争(the Gallic Wars)的书中炫耀他的煌煌战绩。他借用第三人来描述他自己,谈到他组织对日耳曼人营地的突袭;在扣押了前来和谈的日耳曼部落领袖之后,凯撒向对方发动突袭,他的军队大肆屠戮毫无戒备的对手。

“剩下的人,【包括】儿童和妇女(他们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离开祖国,越过莱茵河),在凯撒的骑兵的追击下,开始向四面八方飞奔逃跑;这些日耳曼人听见身后的喧嚣,发现他们的家人被杀死,他们扔掉武器,放弃原则,逃出营地。而当他们到达默兹河和莱茵河的交汇处,幸存者因难以逃得更远而陷入绝望,许多同胞已被杀死,他们跳入河中,由于恐惧、疲惫和激流,就此丧生。我们的战士,得到警告这是一场大战,敌人人数高达430,000,但战后他们都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营地,没有人阵亡,甚至受伤的人都很少。”20

现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凯撒大帝主导的这场冷酷无情的屠杀,一夜之间就有数十万人遇害?只有这位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和参议员加图谴责了凯撒的暴行,而加图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二战中的战败方的罪行受到了指控,但是不出意外,几乎少有关注战胜国的政客或士兵不当的犯罪行为,最为突出的是苏联,但也包括中国政府(国共两党),美国,以及英国,有法庭材料显示后者杀害俘虏,但极少因此被起诉。21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暴力。战争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战争带来死亡,而非生命;战争是不负责任权力的好友,是自由的敌人。

数千年以前,一位无名的诗人讲述了荷马(Homer)和赫西奥德(Hesiod)——西方文明世界最重要的两位诗人之间争论的故事。荷马是典型的战争史诗《伊利亚特》的作者,《伊利亚特》的开篇即是“愤怒——女神,歌唱吧!歌唱帕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而《工作与时日》(the Works and Days)的作者赫西奥德,告诉人们如何过上高效而高尚的生活。描述这两位诗人的诗歌是一部天才之作;要求每位诗人都引用自己经典之作中的诗句,一位用自己的诗句起头,而另一位则用自己的诗句结尾。赫西奥德的风格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而荷马则非常宏大华丽。在荷马赞颂战争的段落之后,

“所有的希腊人都呼吁荷马加冕称王。但是国王帕内德斯(Paneides)命令这两名诗人各自背诵他们自己最好的诗篇。于是,赫西奥德吟诵了这样的诗句【源自于他关于耕种和收获的诗歌】:
‘当阿特拉斯的女儿普雷阿蒂斯,开始长大,开始收获,开始在他们出发之前耕种土地……’”
接下来是荷马
源自于赞美战争的辉煌,赞美等级秩序的篇章】‘盾如云,盔如林,扈从相随,盔顶的马鬃毛起伏轻扬……’

比较了这两段诗歌之后,

希腊人为荷马欢声雷动,迄今为止,他的对手的水平不过尔尔;他们要求将荷马判定为胜者。但国王却把王冠授予了赫西奥德,宣称他号召人们追随和平、从事农业是正确的,比起迷恋于战争和屠杀的荷马,赫西奥德理当获得这样的奖赏。22

现在是时候来庆祝和平的美德,合作与勤劳的美德,贸易与商业的美德,科学与知识的美德,爱与美的美德,自由与正义的美德,并放弃战争的恶习,冲突与破坏的恶习,掠夺与没收的恶习,审查与压制的恶习,仇恨与恐怖的恶习,强制与践踏法律的恶习。在现代世界里,在和平并走向繁荣的世界里,理当奖赏那些号召人类追随和平的人,而非号召战争和屠杀的人。

自由与和平
自由与和平。这正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提供的。自由与和平是选择的问题。它们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让数十亿人摆脱了贫穷和苦难。自由与和平的选择是理智的男人和女人的正确选择。对那些在和平中创造和贸易的人而言,这是勇气、这是激情、这是气魄、这是伟大、这甚至是一种荣耀!而这种勇气、这种激情、这种气魄、这种伟大、这种荣耀,远比它们在战争中呈现的残酷的扭曲镜像更有价值!创业、繁荣、市民社会、友谊、成就、生产力、艺术、知识、美丽、爱情、亲情、满意、满足、快乐——这些能在和平中实现,也能被战争所摧毁。

对那些抱怨和平“平淡无聊”的人,对于那些渴望敌对、冲突和暴力的人,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作家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在多年以前就回应道:

“难道我们活着仅仅是为了用我们的尸体为你的荣耀铺路?你有战斗的天才:但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你厌倦了宁静的和平,但你厌倦了又关我们什么事呢?”23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这么多战争和屠杀之后,最终,是时候奖赏那些追随和平从事生产的人了,而不是那些迷恋战争和屠杀的人。

《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二)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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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通缩理论

通货紧缩的理论和反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在不满的年代出现并激增,因为那些在价格通缩中蒙受损失的人希望通过一场信贷扩张(即货币通胀)来获利。因此,随着英国的信贷收缩,关于通货紧缩的新理论蓬勃发展。1798年,为了应对法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取消了金本位。各银行持续扩张信贷,并增加新的法币券的数量。一个人为的战时繁荣随之而来。战后,显然要承担和清算不当投资。相应的信贷收缩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重回旧境的预期,导致了一次强烈的价格通缩。 在此期间,许多曾经赞同重回铸币支付的经济学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开始反对通货紧缩。这些年中,广泛传播的通缩恐惧诞生了,直到今天它还在业内盛行。不出所料,这符合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它们在通胀的战争年间做出了不当投资——的利益。这些公司青睐宽松货币和通货膨胀。 因此,那些在战争时期通过过度扩张生产使自己负债累累的农业者强烈反对价格通缩并鼓吹货币通胀。比如,代表保守党(Tory party)和权势贵族地主的《评论季刊》改变了自己起初支持铸币支付的立场,转而恶毒攻击价格通缩。

对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37] 1975, p. 185-86)写道:

那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价格水平变化导致专制和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新论据支持价格下降对财富和生产的量有不利影响的学说,这使得它们尤为不受欢迎,而价格上涨可能为生产和财富累积带来好处,以弥补其不公平分配的影响。这些论据的总体趋势是,至少部分辩护了战时通胀,并加强了对重返旧标准的反对声音。(强调为原文)

因此,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反对价格通缩的新论点及其新特质。这些论点中出现偏见,和这个时期出现价格通缩对很多个人来说是一种威慑有关。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1783-1859)和他的兄弟马蒂亚斯一样,是通货紧缩最早的敌人。他们两人都是伯明翰银行家,因而倾向于反对通货紧缩。 此外,两人都在自己的家乡伯明翰“担任铁铜业发言人”。 他们的父亲老马蒂亚斯·阿特伍德是一位铁业制造商。 因其制铁和武器业,伯明翰一直是战争时期的主要受益者。这些行业在战争结束之后,生产结构开始适应和平时期的条件时陷入危机。

因此,托马斯·阿特伍德把价格下跌谴责为严重的罪恶,只能通过引入不可兑换的纸币并不断增加其供应来预防,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恢复繁荣》(Prosperity Restored,1817,p. 78-79)一书中,他认为,在价格下跌不同时影响所有价格(包括债务)的时候,会抑制商业,因为对债务人 而言的问题和以对财产信心降低的形式出现的不利心理影响:

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平均地突然暴跌,如果它被充分理解,即债务和义务的数额都在同时同比例下降,这样的下跌有可能不会阻遏消费和生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既不会造成造成重大害处也不会带来重大好处,但当这样的下跌以一种模糊和未知的方式发生的时候,一件商品接一件商品,而债务和义务没有任何相应的下降,这会产生恶果,摧毁对财产的一切信心,消灭对生产的一切动力,或者破坏以任何方式雇用劳动力。

在托马斯·阿特伍德那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对通货紧缩的粘性价格(工资)观点(瓦伊纳,1975, pp. 186-87)。他认为,出现货币通缩时,价格必然下跌,但工资不会减少,工人们会失业。他的话和克里斯蒂尔林的类似,他指出,工资只会在一个间隔之后下降,在“强烈的痛苦”的压力之下,工人们终于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随着产出和就业下降,发展出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促进其政策建议的最后努力中,阿特伍德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呼吁。在一封给利物浦伯爵的信中,他说到,价格通缩将导致在民众那里产生痛苦和不满,而且社会动荡可能会撼动国王的宝座(阿特伍德,1819, p. 42)。

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1772-1832)给出了类似于阿特伍德的观点。 惠特利不把增长通缩(即经济发展引起的价格下跌)视作问题。然而,他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观点,认为发生其他类型的价格通缩是有害的。因此,他指出,工资、租金和税收不会下降,因为长期合同难以改变。这会对农民和制造商都造成不幸。 约翰·惠特利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军队及地主家庭。他和西印度贸易相关,并经历了个人财务困难。 鉴于他的家庭背景,法兰克·菲特推测,惠特利特别关注农业的条件和地主(1942, pp. 369-70)。

惠特利认为,价格下跌会比价格上涨更糟糕。不过,他并不认为增长通缩是有问题的,而是认为由货币通缩产生的价格通缩才有问题,因此预料到目前普遍持有的观点,即存在着好的价格通缩(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和坏的价格通缩(由其他原因产生的):

当产品增加带来价格下降,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好的【;】它们是好的,因为所有人维持和原来相同的收入,而随着收入继续下去,所有人都从它们产生的富足中受益。但是,当价格降低来自货币减少,而产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它们是一种罪恶,因为只有那些可以合法地要求固定金额的人,才能获得相同的收入;而从农业和贸易中获取浮动收入的所有人,都根据它们的减少蒙受损失。当它们由产品增加引起,额外的供应会弥补价格不足,而总量卖得和高价少量时的总额一样多,没有发生任何的收入减少。

亨利·桑顿(1769-1815)害怕在货币通胀之后故意引起的货币通缩。他指出,比起造成制造商不幸的其他价格,工资向下调整往往更刚性。工人们会认为,价格下降只是暂时的,因此,不会愿意接受降薪。此外,桑顿提出了两个另外的论点反对故意的货币通缩。 他认为,在货币通缩中,商人会限制自己的购买,以此回复自己业已下降的名义现金余额。这会对制造商产生抑制的影响。然后,他提到了通缩产生的闲置所导致的无效率。当生产商需要现金的时候,会突然在市场上把未售出的商品堆积起来甩卖。他甚至反对黄金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种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最自然不过的过程)流出,而推荐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来中和它。 考虑到桑顿作为一个银行家的利益,他担心通货紧缩不足为奇。

乔治·朱利叶斯·珀勒特·斯克罗普(George Julius Poulett Scrope,1797-1876) 是另一位担心通缩场景的作者。他写道:

生产阶级中普遍感到尴尬和窘迫的时代,伴随着……每个市场里所有商品的普遍过剩或明显过量,……是……一些人为干扰原因或其他原因的力量引起的。普遍过剩——即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普遍下跌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以下——相当于货币一般交换价值上升;这证明的并不是商品过剩,而是商品交换所必需的货币供应不足。([1833] 1969,pp. 214-15)

斯克罗普隐含地假设,生产要素价格是粘性的且无法下跌,而消费品价格会下跌。因此,商品价格会降到它们的生产成本之下。从斯克罗普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补救之道显然是增加货币数量。

即使像大卫·李嘉图或者爱德华·科普勒斯顿(Edward Copleston,1776-1849)这种强烈支持回归铸币支付的人,在纯金币本位问题上,也因为自己害怕通货紧缩,而变得不那么坚定。科普勒斯顿强调价格下跌造成的农业困境。 李嘉图 最后赞同金块本位,对银行体系而言,这种金块本位比金币本位更容易膨胀,因为只有少数富裕的商人可以在交易中使用黄金,并用铸币来恢复自己的存款。 此外,李嘉图显然想防止价格通缩。他写道,他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强烈通胀和贬值的通货恢复其原有水平。他在一段1821年9月18日写给约翰·惠特利的信中说自己:

永远不会建议政府让一种已经贬值30%的通货恢复到原有水平;我会建议,如你所提议的(但方式不同),通货应该通过降低标准固定在贬值后的价值上,并且不应该发生进一步的偏差。

从这封信中可以推断,李嘉图反对的是突然和强烈的通货紧缩。 他认为30%的大通缩太多,通过价格粘性会产生不幸。他并不认为小而逐渐的通缩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过紧随拿破仑战争的通货紧缩之后,即便是李嘉图这样一位回归的支持者,也没有从通缩恐惧症中摆脱。

总之,在这一时期之前,几乎没有人特别担心过价格下跌的现象。理论家们显然没有把会造成价格通缩的金本位铸币流动放在心上。然而,金块主义者论战的文献,提出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新论点。现在,在英国重返铸币支付之时,紧缩衰退之中的价格下跌,许多制造商和农业利益 赞成扩张性货币政策,出现了最早的通货紧缩理论。瓦伊纳同意这些后来的论点,支持这些理论家赞成不可兑换的纸币通货,以战胜金本位机制(1975, p. 217):

他们对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所提供的自由的经济优势提出了有效而新颖的论点,来避免外部因素引起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应对内部因素引起并由生产要素价格普遍刚性向下加剧的通货紧缩,并且,一般而言,为一国提供数量被视作对其最佳的支付手段,以避免使用超出其控制的外部因素要求它的数量。

《捍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2.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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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介
许多经济学家都写过通货紧缩这一话题,或者在专注发展自己的相关货币理论时顺带触及过。我在本章不打算一一评论每篇涉及价格下跌这一话题的参考文献。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相反,我会对通货紧缩经济理论的主要趋势和变化进行综述。本综述有助于解释通缩理论在经济思想中如何形成、何时形成,以及为什么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特定通缩理论和通缩恐惧症(deflation phobia),我会特别强调这些通缩理论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我对这些通缩理论的说明主要依照年代顺序开展;不过,有时我会把观点相近的理论家归在一组,尽管他们可能不是同时代的人。

2.2 重商主义者与通货紧缩
在16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囤积(hoarding)、粘性价格,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和稳定价格水平的需要还无人论及,因此,也似乎还没有被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世纪忽视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是,货币经济和信用货币还尚未普及。相反,自给自足的农庄在经济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重商主义者一直专注于货币通胀,他们最早地隐晦提出了通货紧缩的主题。根据重商主义学说,贸易顺差(即出超),将以增加其贵金属存量的方式使一国受益。 重商主义者们把积攒货币奉为最好的财富储藏方式,并相应地担心一个国家货币流失的情况。因此,它们隐晦地担心了货币通缩。重商主义者还触及到了囤积的主题。然而,这些理论家对囤积问题有着不同看法,就这个特定方式形成了两派。

其中一派,包括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和约翰·劳(John Law,1671-1721),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越多意味着贸易越多。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在金库里“闲置”,而是在“流通”并刺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囤积货币会抵消通货膨胀应有的好处,因为新产生的货币不会被花掉。囤积可能会破坏通货膨胀的目的,即更大的支出。类似地,托马斯·曼利(Thomas Manley)也谴责守财奴,因为“锁在守财奴库房里的钱,就像堆起来的粪,做不了好事,它应该被分散开,并在外面有序处置,使土地丰饶。” 因此,这些作者把私人囤积和可能让金块退出流通的所有事,都谴责为有害的。 所以,这里我们有了最早把囤积视为毁灭性问题的事件之一。

另一派人,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杰拉德·德·马利尼斯(Gerrard de Malynes,1586- 1641),托马斯·曼(Thomas Mun,1571-1641),和约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囤积贵金属,像国家宝藏或者私人储藏财富,是非常有益的事。同样,他们也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最佳载体。因此,经济体中货币增加,意味着社会财富累积,被视为一件好事。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便是以积攒贵金属的形式储蓄。这种节俭的学说是受了清教道德和宗教原则的启发。

2.3 古典通缩理论

2.3.1 通货紧缩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不认为通货紧缩是问题,如果说他们考虑过它的话,也没有很详细地讨论它。例如,亚当·斯密在一点也没讨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讨论了劳动分工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考虑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时,我们面临着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些作者没有预见到任何值得讨论的由价格通缩导致的问题;不然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能导致价格下降这一事实,后一种情况极不可能。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些人确实触及了通缩过程。

一个会发生价格通缩的地方是古典金本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specie-flow-price mechanism),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首先描述的。 坎蒂隆专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他指出,货币供应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在一段延长的时间里是不同的,会导致再分配使那些先收到新增货币的经济主体受益,并引起资源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种效应现在被称为“坎蒂隆效应”。他没有明确指明货币通缩的过程,但其分析似乎意味着货币数量减少也会有对应的影响。虽然他的分析相当详细,但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讨论)任何关于货币流入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或是关于价格通缩的问题。

大卫·休谟(1711-1776)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另一个著名阐述者。 他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处理(我们马上会考虑到)不如坎蒂隆的分析细致,并且有时还有缺陷,因为他假定所有价格上涨都是和货币供应增加成比例的。然而,比起坎蒂隆,休谟考虑了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更具体地说,他描述了各种价格通缩:经济增长引起的,货币使用范围扩大引起的,和货币供应量减少引起的。

首先,休谟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分析经济增长产生的价格通缩,但他确实提到了:“这似乎是一条几乎不言自明的格言,每件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增加商品,它们就会变得更便宜。” 在这次简短的提及中,休谟并未提到对价格通缩的任何顾虑或恐惧。其次,休谟讨论了第二种由货币使用范围扩大,或者说出现货币取代以物易物引起的价格通缩:

……流通领域被扩大了;这和单个金额服务更大领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这一部分减小了货币的那一部分,所有商品必然会更便宜,价格逐渐下降。

再次,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并没有把价格通缩当成问题。

第三,休谟讨论了货币供应减少所引起的价格通缩,同时考虑了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和持续减少的情况。在他《论贸易平衡》一文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分析中,出现了对货币供应一次性减少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注意到价格通缩的任何不利影响。休谟提供的一个例子考虑起来特别有意思,他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他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价格都会成比例下降,包括出口并因此补充货币存量。 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个高达五分之四的价格通缩有问题,或者即使他认为有问题,也没有讨论它。

考虑这一证据,我们可能会说,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并不认为价格通缩本身是问题。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在上述评论之后,他的确认为连续的货币通缩是有问题的。虽然他宣称任意数量的货币对维持货币经济的正常运行都是最优的,但改变货币数量会有短期影响。因此,他指出,增加货币数量会提升“国家的勤勉精神”。 而减少货币数量会产生相反效果:

一个货币减少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比拥有货币一样多,但正在增加的另一个国家更弱、更悲惨。如果我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不能立即反映在商品价格的成比例变化上,这就很容易解释了。在事情调整至它们的新形势之前,总会有一个时间间隔;金银减少时,这段间隔对产业有害,而这些金属增加时则是有利的。虽然工人们在市场上还在为每件商品支付相同价格,但他们【原文】无法再从制造商和销售商那里得到雇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休谟在经济思想中引入了一种对通货紧缩的新评价。他将其视作更大的麻烦,并采用了粘性价格的论据(即通货紧缩是有害的,因为有些价格是刚性的,这些价格很难下跌)。尽管从长期来看,货币通缩是中性的,即对实体经济要素没有影响,在短期来看,会有适应的问题。更具体地说,短期内,货币通缩的过程是非中性的。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表达是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猛烈抨击货币通缩。然而,休谟未能理解,当所有价格下跌,购买(货币)成本和销售收入都会下降。这可能对行业有害,也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取决于购买或销售收入下降有多快。换言之,当货币数量减少,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购买成本不应该比销售收入下降得更快。总之,休谟决定性的评价是未来反对货币通缩的论据的来源,尤其是那些考虑“勤勉精神”或者说通缩政策对企业家行动的激励效应的论据。

瑞典经济学家佩尔·尼克拉斯·克里斯蒂尔林(Pehr Niclas Christiernin,1725-1799)是最早对货币通缩的争论做出深入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克里斯蒂尔林写到,为了给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七年战争(1756-1763)——瑞典银行开始了货币扩张主义时期。 特权制造商和商人,尤其是钢铁出口商形成了哈特党(Hat Party),他们受惠于货币和信贷通胀。他们的敌对方卡普党(Cap Party)反对这些特权和货币通胀。在1765年,卡普党上台,并发起了一起伴随着价格通缩的货币通缩。为了让他们的通缩路线更受欢迎,卡普党强调了再分配的说法, 宣称通货紧缩会奖励那些在此前的通胀时期蒙受损失的人。相反,受益于通胀时期的人,即哈特党的富商们,会受到损失。

奇怪的是,克里斯蒂尔林是卡普党反对通货紧缩的少数几人之一。回忆起休谟的一个分析,克里斯蒂尔林写道:

当货币供应增加,价格很容易上调,但让价格下降一直更为困难。没有人愿意降低自己的商品或劳动的价格,除非销售惨淡迫使他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必须遭受贫困,而在既定市场价格可以下降之前,必须中止打工仔的勤奋。([1761] 1971,p. 90)

克里斯蒂尔林的观点(即在工人们愿意降低自己的名义工资之前,他们必须先遭受饥饿)显得极端。此外,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工人只在价格通缩期间要求超额工资,而不是在通胀的时候。克里斯蒂尔林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反对货币通缩。他认为,随之而来的价格通缩会有不良影响:不受欢迎的库存增加,实际债务和破产增加,税赋负担增加,信贷危机,货币升值造成的出口衰退,以及通缩预期产生的现金闲置囤积。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实际支出达不到应有水平。 克里斯蒂尔林([1761] 1971, p. 91)还指出,作为价格紧缩的结果,皇室的债务会增加。他还表示,债务人也在价格通缩中受到损失。他在债务关系和经济既得利益之间建立起联系,似乎意识到经济既得利益在价格通缩中遭受损失,否则会从货币扩张中受益。他写道,“几乎所有地主、商人、铁匠和制造商都是债务人” ([1761] 1971, p. 92)作为其观点的结果,克里斯蒂尔林喜欢稳定货币单位(瑞典克朗)的价值,并通过这样,预料到零通胀主义者或价格水平稳定论者的观点(我稍后会分析这些观点)。显然,面临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的选择,克里斯蒂尔林会选择前者。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他对通货紧缩的处理中,克里斯蒂尔林是个例外,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中与人格格不入。卓越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即使讨论通缩过程,也并不把通货紧缩当做一个问题讨论。因此,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没有说明随着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必然增加。斯密分析了劳动分工增加 或资本积累增加的优点,而没有评论可能的价格通缩的负面影响。 斯密还指出,随着商品数量增加而货币供应恒定,货币的价值增加。然而,他并未提出这一过程有任何问题。相反,他认为,因为这一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

和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对长期均衡价格感兴趣,因此,并不关心短期价格通缩。例如,在《金块的高价》(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中,他指出,任何水平的货币供应都是最优的,货币短缺根本不存在:

如果世界上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数量非常之少,又或者非常之多……它们的数量变化只会有一个影响,即会让它们交换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昂贵或者变得便宜。([1810] 2004,p. 53)

在相同的程度上,他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当交易数量因为繁荣程度和工业水平提高而增加(金块保持相同的价值,且使用货币的经济也继续不变),货币的价值会上升,因为对它的使用会增加,并会持续高于金块的价值,除非数量增加,不管是通过增加纸币,还是通过使金块铸造成金币。会出现更多商品买卖,但是以较低的价格;所以,通过传递给每笔交易更高的价值,同样的货币仍将足以应付增加的交易数量。([1816] 2004,p. 56)

在这里,李嘉图把注意力放在长期影响之上,并没有看到货币通缩或价格通缩的不良影响。对他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是中性的。此外,和斯密类似,李嘉图讨论了通缩影响的过程,而不认为有必要细致讨论它们。比如,李嘉图写到了因为国际贸易而产生的劳动分工增加引起的财富增长。在他的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案例中,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在两个国家都下跌了。 然而,李嘉图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此外,李嘉图还讨论了更为充裕的资本 和引进机器 导致经济增长的案例。李嘉图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而机器降低了生产成本,因而间接降低商品价格。 因此,他谈到价格通缩(即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没有关注现象。然而,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出于自己的经验,他后来会在特定情况下反对货币通缩。这表明,在其晚年,他至少反对价格通缩的潜在原因。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也遵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分工导致生产增长的观点(1845,p. 91),写到了通缩过程。他指出了其通缩效应:“通过在相同或更少的生产费用下使产量变得更大,劳动分工使产品变便宜。竞争很快迫使生产者把价格降低到节省影响的全部”(1845,p. 93)。萨伊显然没有把增长通缩视为一个问题。

总之,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都讨论了可能导致价格通缩的过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没有分析这是否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问题。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情况,要么他们没有看到通缩过程有任何问题,或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值得讨论。或者第二种情况,斯密、李嘉图和萨伊更关注长期“自然”均衡分析。他们分析不同的长期均衡状态,而不关注导致这些状态的动态市场过程。因此,没有讨论货币数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中间”不良影响。

《捍卫通货紧缩》:序言

Bagus P (2015) In Defense of Deflation. Springer, Chapter 1.

熊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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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通货膨胀一直是经济学的焦点。数不清的文章、书籍和论文都写过通货膨胀的成本、收益、后果和原因。通货膨胀几乎是每一本货币理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通货紧缩却依然被人忽视。有时,通货紧缩甚至没有在货币理论教科书中被提及;而在其他时候,它仅仅在论述通货膨胀的章节里作为通货膨胀的反面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说,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通货膨胀或价格上涨比通货紧缩更为常见,至少在在20 世纪下半叶是如此(Stiglitz 1993, 652; Svensson 2000, p. 1)。正如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里对通货紧缩的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盛行于世界经济,很容易让人把通货紧缩当成纯粹的理论兴趣。”

然而,理论家们最近又重新关注起通货紧缩(Borio and Filardo 2004)。日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价格不断下降,这惊动了恐惧通货紧缩的经济学家。如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所说,因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看到过真正的物价下跌,即使一个极小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在人们看到了”(1999, p. 225)。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已开始讨论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预防这种威胁。 经济学家们还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2003年5月的会议上提出了他们的顾虑, 并其在同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一项评估通货紧缩风险的研究。 欧洲央行(ECB)的奥特玛·易欣,也在一次演讲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尽管他并没有把通货紧缩看做迫在眉睫的风险(2002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许多研究和文章煞费苦心,想找到或许能预防价格通缩的方法——如果有人拥有一台印钞机,并印出法币来抬高物价,这似乎很容易实现。然而,相比之下,对因果关系的细致分析仍然相当罕见。

因此,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话在今天仍然像它们在1933年那样成立:

不幸的是,在最需要帮助的分析物价下跌影响之处,经济理论恰恰最薄弱。物价普遍下降一直被认为是不幸的。然而现在,甚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工资率和许多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刚性有碍于公正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现在无疑是时候去彻底研究货币价格下降的影响,并分析货币价格下降与商品和服务生产增长以及普遍福利改善相矛盾这一广泛存在的想法了。该研究应包括讨论是否只有通胀论之路允许资本和生产设施逐步积累。

弗里德里希·A. 冯·哈耶克指出了一个类似的方向([1931] 1966, p. 7)。他认为价格通缩总是导致生产下降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或多或少继续持有这个错误观点。

通缩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为通货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价格通胀率放缓,经济学家们建议货币政策的预防性宽松。 这确保了通货膨胀保持在高速率。用以防止通货紧缩的通胀政策,会导致悲剧性后果,如人为的繁荣萧条周期,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不稳定和严重的再分配。为了替这些通胀政策辩护,经济学家当然必须展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须看起来对经济活动有害。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过这一任务。在此,我的意图是反其道而行之——揭示通货紧缩本身并不会伤害经济,因此,对抗通货紧缩的通胀性货币政策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成立。这或许是本书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和贡献。

在这些讨论中,常常未能对通货紧缩给出一个确切定义,也显然忽视了对通货紧缩的学术分析。正如易欣所说,“‘通货紧缩’一词常被误用为描述各种负面未来发展的笼统词组。”(2002, p. 5)然而,通货紧缩的科学定义是存在的。例如,莱德勒提供了一个常见定义(1992, p. 607):“通货紧缩是一个物价下降,货币价值上升的过程。它是通货膨胀的反面。”如今,这是在教科书中发现的最常见的定义。

米塞斯这样定义通货紧缩:

再次,通货紧缩(或限制,或收缩)表示(广意上)货币数量的减少,它不能被(广意上)货币需求的相应减少所抵消,从而客观交换价值必须增加。(1981)。

根据米塞斯,货币购买力增加,出现通货紧缩,因为(广意上)货币数量减少,而(广意上)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减少。

我们并不太考虑定义的对错,而是看它在特定研究中是否适用。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考虑对货币购买力上升的恐惧,这是一个在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中都广泛存在的顾虑。因此,我把这种货币购买力令人害怕的上升,即以货币单位计算的物价普遍下降的情况,定义为价格通缩(price deflation),或者更简洁地说,定义为通货紧缩(deflation)。我们将看到,引起价格通缩的一个原因是货币数量减少,我将其区分为货币通缩(monetary deflation)。这些定义的另一些优点是,它们简洁、并与拉丁文原意在词源学上对应。因此,“通货紧缩”一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动词flare,意思是“膨胀”(to puff),前缀“de”意思是相反。因此,“收缩”(deflate)是指向下,“通货紧缩”是指一个下降。因此,货币通缩便是货币供应下降,而价格通缩是物价的普遍下降。以此类推,货币通胀(monetary inflation)是货币供应增加,而价格通胀(price inflation)是价格普遍上涨。

由于对价格通缩的分析一直被人忽视,我会遵循米塞斯鼓舞人心的话,并分析物价下跌的影响。我特别想回答以下问题: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对经济有害吗?常有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美,价格通缩非常有害,甚至比价格通胀更有害。 我通过“想象难以想象的”(think the unthinkable)来挑战这一观点。 我认为,一个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不能声称通货紧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经济问题,或者就是坏的。有些人得到,同时另一些人失去,如同经济中每一个变化发生的那样。科学地说,人们就是不能说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的收益和亏损,会抑制或干扰经济发展。

为了发展这一观点,我会从以下着手:在第二章,我会分析关于通货紧缩的主要经济理论,并指出存在着反通缩偏见的地方。由于许多思想家都把通货紧缩视为会扰乱经济的东西,本次研究的论题相当不同寻常。由于就其成因而论,有人也许会说通货紧缩对经济有害,我会在第三章中考察一些通货紧缩的成因。在第四章中,我会分析价格通缩的后果,以判断其影响是否真的如广泛认为的那么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讨论考虑通货紧缩的后果时的一些常见错误,以及反通缩偏见的起源。本研究将以在第五章分析两起通货紧缩的历史案例而告终:1865-1896年美国的增长通缩,和1929-1933年德国的银行信贷通缩。它们将作为前面章节所做理论分析的例证。

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权衡

Mises Daily: JUNE 5, 2014 by Christopher P. Casey

熊越 译

Unemployment

任何一个阅读常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新闻稿的人,都能轻易设想耶伦主席和美联储团队在控制经济,小心地调整经济体的价格水平和就业人数。有人在警惕地监视宏观经济数据的仪表板,与此同时不断调整货币开关、加速器和其他设备,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1美联储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如果过于强烈,会反过来造成价格上涨。但是,如果货币扩张减缓,经济增长可能停滞,失业率将上升。所以这个两难问题只能用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来解决:不断调整货币增长,直到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这种错误的推理在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那里找到了实证理由。和很多凯恩斯主义产物一样,在它宣告破灭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遗留物还在主导政策。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写了《1861年至1957年英国失业与名义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2该文描述了失业率与工资水平增长之间明显的反比关系。保罗•萨缪尔森在1960年扩充了这篇文章,以价格水平代替了工资水平。随后,价格通胀和失业的水平便被联系为相反的力量:增加一个就减少另一个,反之亦然。比较美国从1948年到1960年平均物价水平一年年上升的数据和平均年度失业率,这似乎无可辩驳。3

casey 1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首次(埃德蒙•菲尔普斯也独立)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线,他提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假定,尽管在考虑价格通胀的影响之后真实工资率下降了,价格通胀却愚弄了工人,使他们接受了在“更高”工资率的雇用。一旦他们意识到“真实”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差异(傻瓜!),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率作为补偿。随着通胀增加,失业降低,但只在新的均衡达成之前存在片刻。这个简单的洞见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困扰着著名的经济虐待狂保罗•克鲁格曼:“在我读研究生时,我记得大概像这样的午餐对话;‘我就是不买……东西——这长期看不现实。’‘但这些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你怎么能肯定他们现在不是?’”4

弗里德曼的批评不乏聪明,却是不必要、无足轻重并被误导的,因为冰冷的数据远比芝加哥学说更具破坏性。菲利普斯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不仅是烟消云散,还转而呈现出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正相关:

casey 2

有鉴于此,像许多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一样,当20世纪70年代证明了高价格通胀和失业率可以共存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就应该被永远抛弃了。但现在菲利普斯曲线死而复生。克鲁格曼在2013年的文章中,引入新的数据证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根据克鲁格曼:有多少经济学家认识到,从大约1985年开始——即从里根-沃尔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开始——的数据实际上看起来很像老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克鲁格曼的这个评论是正确的,美国从1985年到2013年的数据再次表明,平均物价水平一年年的增长和平均年度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

casey 3

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像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又重新为人接受?自1985年以来,为什么价格通胀和失业之间的反比关系又出现了?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它先前就已经失效的这一事实永远剥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合法性。

两个变量之间任何表面上的相关性都可能是巧合和无关的,直接是偶然的,或者由第三个或一组变量连起来的。关于价格通胀与失业,最后的解释是正确的。价格通胀与失业并非对立的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个原因影响——货币供应的扩张。

货币变多使其价值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以货币的形式相应上涨——因此出现价格通胀。货币变多也压低利率,引发不当投资(包括工人的雇用),这最终将在经济衰退中被清算(终止)——因此出现失业。虽然这两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的起源,他们显现的时间却可能相去甚远,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其他变量。

最终让菲利普斯曲线死亡的,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花招,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而是奥地利学派对价格通胀和商业周期的解释被更广泛地接受。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菲利普斯曲线促成的货币政策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午餐学术讨论转向了政府官方政策。在美联储手中,菲利普斯曲线成了武装的凯恩斯主义(weaponized Keynesianism)。

由于不合理地接受了菲利普斯曲线及其与价格通胀和经济周期相关的错误概念,美联储将永远无法以高价格通胀换取低失业率。也不能以高失业率为牺牲换取低价格通胀。但它可以,而且很可能会让两者都处于高水平。如果美联储的经济控制出现故障,那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奏效。

1.Press releas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0 April 2014.
2.William Phillips,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No. 100 (1958): 283–299.
3.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In the interest of aesthetics and clarity, years for which a negative price inflation or unemployment rate have been excluded. However, their visual exclusion does not alter the linear trendline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graphs.
4.Paul Krugman, “More Paleo-Keynesianism (Slightly Wonkish),”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The New York Times 16 December 2013.